月虬阑

    一
刚才读《火与冰》，很惭愧地说，这也是自己第一次读余杰的文字，但读完后，我却说，我的心意是与他相通的。
我觉得有一种生在中国的源于意义的幸福：这是一个太让人悲伤的国家，承载许多令人窒息的史实。我们一遍遍地喊，喊一百年：我们究竟进步了多少……但喊过了，喊哑了，总有后来者在角落、在中央、在光天化日下，又喊，又得喊。我们在错误中，我们都不说出来，在整风保先的大报告上，光荣党的自责愈是高调我愈见识其空泛；在学生中……
也正因为这，我尚觉得一种幸福，觉得自己还可以做些什么。
二
我的经济系的同学们，你能想象一个失业率接近50％的社会吗？它是大同，或许还是大同市区。你能想象这样一个贫困的城市的郊区的失业者对你说：再穷我们当地人也不去小煤窑，那是拿命换钱，外地人才去。那“外地人”呢？他们是什么人？
三
胜利往往是美好的，失败往往是痛楚的。而在我的记忆中，有令我痛苦甚至以为不可原谅的胜利。那是高二，语文课上要进行一场辩论赛，真的很滑稽，正方（我所在的一方）做祥林嫂的原告律师，反方为鲁四爷等“被告”辩护。
那场辩论的确是一边倒，我们一方另外三位同学一声不吭也毫无发言意向的表示，我在自由辩论中站起、坐下、站起、坐下……无暇听清对方的陈述，更无暇思考。我的陈述糟糕透顶，语无伦次；而对方的辩护相当精彩。
但辩论结束，老师（作为评委）宣布正方获胜，“为祥林嫂讨回了公道”，吴乐旻当选最佳辩手，我当时就懵了。下课后，我无精打采地闷坐在教室的角落，满心怅惘。
昨天，Lucia作为正方，持论：Governments shouldn’t regulate the news. 对手不知所云，但他们赢了。我在决定宣布前就有这样的强烈的预感，因为我想起了自己的那场胜利。而他们，还真的赢了！咳咳

    我相信自己的绝处逢生，我相信我个人生命的蓬勃须无数次凭借悲戚的山重水复，在这一重信念上我是无可救药的标准的经验主义者。当我发现自己陷入创造力的低谷时，总有一线生机在我心中萌发新芽。跃出低谷之后我就能脱胎换骨进入一番更加洗练更加清新的境界。
    开学两周以来，我恰在这样一个低谷中。恰是自己近来的失落萎靡，使我发现了既往的历时1年的精神辉煌（我的思想史的精神现代主义阶段）实在太过冗长，以致有竭泽而渔之虞。低谷虽然消磨黄金流水的生命，终结美好的黄金岁月，但它启发新的运程。

    前天一到学校，嘴皮子就利落了。刚刚搁下行李，就猜对了两个新手机的价格，还借此提出了一个经济学问题（揭示我是如何形成这样的直觉的^_^）。中午跟606A吃饭，又是一通胡侃，赢得“学贯阴阳”的美誉。昨天中午见到郭琰，又即兴以鞍钢宪法为案例阐述了“常识派”的高风亮节（做常识派的学院守望者就是我的理想啊）。今天在食堂两眼发直了片刻，挖掘出一个表述简单，构模简洁，计算复杂，意义重大的问题来，而灵感则来自我与陈翔上学期的“是男人就下一百层”对抗——可惜，没时间去求解啦。
    这几天，我见到同学就问：“你说四大为什么是合伙制而不是公司制？（注：四大是有限责任合伙制Limited Liability Partnership，只有负有过错的合伙人才在相关项目上有无限连带责任。）”
    这问题挺有意思的，因为能够听到各种各样的回答，也因为这个问题能够引来一系列的追问，拿律所比，拿医院比，提问者可以过把Socrates瘾，当然Socrates有时候是明知故问的，只是这么问着很有意思。以前没看理想国，还真的没能理解这其中的趣味。我以后做老师，在自己有信心的领域要多做苏格拉底（当然学生会比较尴尬……）
  

1.GRE笑话

甲：“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lways represent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China's advanced productive forces, the orientation of China's advanced culture and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s of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the Chinese people.”

乙：“说吧，写issue还是argument？”

2.大一，“你丫都做题了还没考好？！”

   大二，“你丫都上课了还没考好？！”

   大三，“你丫都看书了还没考好？！”

   大四，“你丫都看ppt了还没考好？！”

 因为是写信，写得毕竟不痛快不洒脱。以后再好好写青春期了。（你说为什么青春期丑陋却赚得如许讴歌？）

我想先从“是然”的角度谈谈我对青春期的看法。

对现代主义的批判理论中，现代人的生活处于自以为自由，而其实处处受制于里比多、欲望、社会习俗、行为规则种种理性非理性的规律性的状态。这个意义上的青春期是一个人精神上特别不自由的阶段，心智发展服从于许许多多的共性。

关于青春期心理健康作为共识的观点某种程度上可以归结为一条——强烈的逆反心理。但是逆反心理的表现形式差异巨大，有的孩子飞扬跋扈，有的孩子沉默寡言；有的孩子争强好胜，有的孩子厌学弃学，如果这时有不良的影响介入，孩子中更有结帮拉派，逞恶作歹，让家长愁断心肠。以上列举的跋扈、沉默、好胜、厌学似乎有好坏之分，但从成人的标准看去，其实都有违于常态——青春期就好比某些生物（如蝴蝶）生理上的“变态期”，几乎每个孩子都毫无例外地经历自己独特的“心理变态”。“变态”本身固无好坏之分，但其结果却对一生影响巨大。

青春期是一个岔道口，而且还是一个迷雾中的岔道口。我们最为惶惑，最没能妥善分辨的是：孩子身上表现出来的一些倾向，哪些是暂时的，会随着青春期的结束慢慢消失转向；哪些又是长期深刻的，确实是孩子人格成长的消极因素。对于前者，我们不必紧张，而对于后者，则应该严厉干预，防止事态的恶化。很多家长对前者严加苛责，恶化了家庭关系，又对后者认识不清，不予干预，以致孩子的人格失范得不到及时纠治。

 

再看泽宇的情况。经过昨天一个多小时的谈话，我认为泽宇在过去一年中的人格成长是可喜的。但我做出如此判断的理由在某种程度上却是较为费解的。

我观察一个优秀的青春期少年，总是从对天才少年的期待出发：我特别看重两方面的特质，一是爱读书，爱钻研；二是性格“乖违”的具体表现形式。前者的意义自不必言，后者的价值却是基于我的一种信念——枪膛理论——枪膛是子弹加速的地方，相同条件下枪膛越长，子弹初速越快。青春期的性格颠簸就是人格成长的枪膛，一个完全没有“变态”表现的青春期孩子必无足观。但也不是说青春期少年性格越乖张，思想就越天才——我更要看他性格乖张的表现形式是不是有价值，他内心中的冲突是不是发生在一个高尚的具有统摄力的层面。我就是凭借这份观察认为泽宇今后有出息，有作为。

表现形式上，泽宇彬彬有礼，但又不断地把自己的“无限上纲上线”的价值判断外在化，造成面对母亲时一定的逆反表现——他一直在思考他所听到的家长的观点，考察其正确与否，而他又似乎往往不能认同母亲的观点，而有了分歧之后，泽宇在心理上不能宽容他人的“错误”，又在礼貌上必须尊重他人，就形成了一种内心冲突——于是他对家长可能又尊重又排斥，而且他在心中号称尊重与排斥的取舍标准完全是对象的行为正确与否。比如皓骐妹妹年方三岁，恰是凸显“自我中心”的时候（这是孩童心智发展的规律），旁人都很照顾皓骐的“自恋”。但泽宇认为这会导致皓骐自恋心的膨胀，不利于孩子的成长，于是在妹妹的教育问题上同妈妈产生分歧。泽宇处于青春期，他有一种青春期特有的“道德自负”，这是青春期少年中“将有大成”者的一种共性，他们倾向于泛道德化地去看待问题，而且在言行中表现出一种“道德自勉”和“道德优越感”。泽宇从小的教育就鼓励他做出自己的是非判断，在这个年龄上他更给这种判断强加以道德意义，并且以鲜明的态度贬抑“恶”者。这种变化贯穿他的生活。

我欣赏一句话：人走出青春期的过程，是从道德家变成理论家。泽宇现在就在道德家的立场上。而道德高调，天生带有一种“不宽容”。秦晖先生说，现代社会应该只认同这样的道德高调：“高则高矣，苟以律己，慎勿律人，高亦无害”。但这其实是伦理精神下对道德问题的观照，是青春期少年所没有分享的理性精神。从成人的视角看去，这固然是泽宇的一项错误，但我觉得这又的确错得可爱，因为这种不宽容标志了泽宇内心理性精神与非理性精神的冲突，冲突的深刻性有益于他人格的丰满与成熟，而这种不宽容又会随着青春期的结束而自然结束，因此我们不必为之紧张，甚至苛责泽宇。

“道德自负”外，泽宇还有一重“目标自负”，泽宇非常聪明又从小承载了许多的夸奖和期待，自己心中也具有一种使命感。在平时学习生活中，他有比较长远的打算、计划，而且在计划执行之前富有高度的自信，觉得自己会去做，能做成。这种自负与“道德自负”相辅相成，都是一种良性的性格乖僻，也正是这种乖僻对应的心理冲突会帮助泽宇在二十岁后获得比同龄人更丰满、温和、宽容的人格，这是一个奇妙的“反拨”。

 

我从性格角度欣赏泽宇所经历的比较温和的青春期性格冲突，但却遗憾他没能做到另一个重要的方面：以强大的求知欲阅读大量的书籍，牢固掌握课内外知识。泽宇的遗憾正在于“思而不学”。“思而不学”是上了年纪有所成就的学者、僧侣的一副“业障”，泽宇那么小就有这个倾向，既是他的缘分，也是他的不足。这一点如果不及时纠正，求知欲就会老化衰退，再难弥补。学者思而不学，陷入学问的“虚无化”“玄学化”，仍然为人诟病，所谓固步自封，画地为牢，闭门造车种种，何况是一个初中孩子呢？（当然，我是以文质彬彬真栋梁的期望在要求着泽宇——泽宇也确有这份天资的，不是吗？）

在看书上，我有几个小小的心得：

真正用来读的书，宜简不宜精：精装本不合“一气呵成”的心境，孩子握着线装书恐怕更能入迷，破破烂烂的都没关系。另外，书的字号应该适中。比方说现在市面上四大名著有很多，为了凸现收藏价值，又用精装，又用小字，恐怕不着孩子的心意。倒是从前分了上中下的线装本轻松实在，更有批注，分外精彩。

我还想推荐一些书籍。孩子读历史书的需要比较特殊，《上下五千年》选材经典、适合初中生阅读、还便于记忆。另外还有几十年来经典的《十万个为什么》系列丛书，我强烈推荐。我初中时只有丛书中一本化学分册，爱不释手。单凭这本书引发的兴趣和拓展的视野，就牢牢保持了初中化学的学校第一。

书橱一定得是自己填满的，才能发挥效益，不妨给泽宇更多的机会让他自己去淘书选书，辟给他自己的专门的书架，让他从无到有，建起自己的煌煌书屋。淘书的内容不恰也是个人知识增长、兴趣迁移的一种见证吗？

 

    在火车上，想起大同一夜与建华、杨斌的卧谈，心中霎时激起对“那个世界”的怀念来。校园已经承载了“那个世界”的意义，而世界是赋予人格的所在，大学校园能给我一副全新的人格，标注了新的行为、气度、言谈。这样便在回京的路上开始想念北京了。想念寝室那种平凡的狗窝里茁壮出芽的理想，想念隔壁寝室四个南方人萦萦怯怯一派“鸟语”花香，想念陶醉于魔兽交响乐，大体自甘腐朽偶尔怒己不争的33男们——想形容这是云卷云舒的慵懒美吧，又觉得咱一干粗人恁的玷污了白云这意象……

很久没有写博客了。写字是强化道德优越感的行为，人无愧于生活的时候，能有特别积极的心态去经营blog这开花的窗台。考期把不用功又懒得抱佛脚的学生当空吊起来，他的手脚扎挣着什么都碰不到。悬空的孩子还侈谈什么道德优越呢？
    昨天很幸福，同晖子、Lucia和Paul在一起，这校园里我最珍惜的三个人呢。
    Paul将去新加坡了，为他饯行。在这之前，我已经有三个星期没有见到糖果夫妇，分外想念。乍一见到，乃有士别三周之喟：Paul竟然变了那么许多；他们俩在一起的组合造型也突破了两年来一贯的范式！Lucia从来的姿态是笑一半静一半，笑起来花枝乱颤，静下来又是浪白风清的审慎，如今这审慎中都多了Paul的影子，多了与相傍者间的默契与交融。Paul的变化在于气质中“流浪”元素的消释——从前看Paul独来独往，有侠的武功，有侠的恣意，现在的变化却好比郭靖有了黄蓉，而后还守了襄阳——从穿西装向穿羊毛衫转化。
    Paul昨晚发挥又极出色，连珠妙语喷薄而出。汤夫子负笈他乡之际传此空谷足音，且为诸子诵之……
    算了，还是不讲了，讲了又是给吴老师我脸上贴金。
   

    向大家推荐些什么吧：
    1 Richard Posner的blog，这是Paul告诉我的地址。Posner是何许人，我无意赘述。知者自知。
     http://www.becker-posner-blog.com/
    2 前几天还无意中上了周国平的blog，他最近贴的是几篇人物印象，这就很吸引人了。
     http://blog.sina.com.cn/m/zhouguoping

转载其中说邓正来的一篇吧，之所以转载，因为涉及关于我自己的一个人生谜题——这样的生活是不是乐旻作为知识分子的理想生活？我没有把握，也不敢说憧憬云云。

                               以真性情做真学问
                                 ——邓正来印象
 
   在当今中国学术界，邓正来是我特别欣赏的一个人。我之所以欣赏他，一是因为他有真学问，二是因为他有真性情。
   今日混迹学界的人多矣，但真学者甚少。我说的真学者，第一是真爱学问，第二是真做学问，第三便是因此而真有学问。常见的情况与此相反，大致有两类。有一些人俨然学界的大名人大忙人，挂着各种学术头衔，不停地举办或参加各种学术名目的活动，却永远坐不下来认真做一点学问。还有一些人仅仅因为职业的需要而在做着学问，但心里并不喜欢，学问只是谋取职业利益例如职称、津贴、课题经费的手段。人们常说，做学问要耐得寂寞，这当然不错，耐不得寂寞的人肯定与学问无缘。可是，倘若一件事本身不能使人感到愉快，所谓耐得寂寞就或者是荒唐的，或者只能用外部因素的逼迫来解释了。一个真爱学问的人其实不只是耐得寂寞，毋宁说这种寂寞是他的自觉选择，是他的正常生存状态，他在其中自得其乐，获得最大的心灵满足，你拿世上无论何种热闹去换他的寂寞，他还不肯换给你呢。
   邓正来正是这样。他本是一个活动能力极强的人，如果想到社会上折腾一番，一定风光十足，能闹出特大的动静。然而，事实上他比谁都坐得住，十几年如一日地坐在书桌前做学问。他喜欢用“闭关”一词描述他的这种状态，据我了解，他的“闭关”特别是针对各种打着学术旗号的非学术、准学术活动的，决不去搀和这一类热闹。比如说，近些年里，自由主义是理论界的一个热点，也恰好是他的理论兴趣之所在，可是，我们在热点风云人物的行列里看不见他的影子。他在做什么呢？他用了五年时间潜心研究当代最重要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阅读了哈氏的全部原著以及西方学者研究哈氏的全部重要著作。在这方面，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阅读量惊人，惟恐漏掉一本应该读的书，发现有相关的新书出版，一定要托人从国外买来，哪怕读后发现此书价值不大，也是读了才放心。在此基础上，他写出了多部研究性论著。在对西方思想家的研究中，有两种常见的做法，一是面面俱到地罗列其观点，名曰客观介绍，二是取其一点，便联系中国的实际，加以任意发挥。回想一下前一阵的所谓哈耶克热，这两种做法岂非十分普遍？这些当然都不能算真正的研究。从邓正来的哈耶克研究中，我们也许可以略知何谓真正的研究。这是一种以问题为核心的系统研究，具体地说，便是进入到所研究对象的问题思路之中去，弄清楚他思考的基本问题是什么，他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他的解决方案的形成过程，是否还留有未解决的疑点或难点，同一问题在思想史上和当代思想界的提出及不同解决方案之间的比较，等等。毫无疑问，要完成这样的研究工作，必须兼具思想的洞见和学术的功底，二者不可缺一。
   邓正来虽然“闭关”于书斋，可是，看一看十几年来他所思考和研究的课题，诸如中国市民社会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西方自由主义传统等，我们便可知道，其实他是一个有着强烈社会关切的学者。不过，他一般不对当下政治问题发表公开言论，从来不是政治舞台上的新闻人物。他所关注的是与中国社会发展之全局有密切关系的重大理论问题，关注的方式是对这些问题作深入系统的研究。在我看来，这正是一个学者关注社会的基本方式。学者的社会使命不是关注当下的政治事务，而是在理论上阐明并且捍卫那些决定社会基本走向的恒久的一般原则。正如哈耶克所说，当一个学者这样做时，就意味着他已经采取了某种明确的政治立场。我不反对一个学者在他自己认为必要时对当下某个政治问题表态，可是，如果他始终只做这种事，不再做系统扎实的理论研究，那么，你可以说他是一个政论家、时评家、记者、斗士等等，但无论如何不能说他是一个学者了。如果我们的学者都去这样做，中国的政治生活也许会显得比较热闹，但理论的贫乏必定使这种热闹流于表面和无效。学术的独立并不表现为学者们频频发表政治见解，独立的前提是要有真学术，即建立起一个坚实的学术传统。正如自由主义传统对于西方政治的影响所表明的，一个坚实的学术传统对于政治现实的影响是长远的、根本的，基本上也是不可逆转的。
   我特别要赞许的是，在研究过程中，邓正来还做了大量的翻译工作。目前业已出版的哈耶克的主要著作，包括《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自由秩序原理》、《法律、立法与自由》和《哈耶克论文集》，都是他翻译或主译的。我认真地读了他的这些译著，读得津津有味，不仅是因为哈耶克本身的思想魅力，而且是因为译文的魅力。由于他是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翻译的，因此，译文准确而流畅，实为学术译著中的精品。读好的译著时，我们仿佛能够分享到译者在读原著时那种理解和思考的快感，这也正是我读邓正来的译著时的感觉。学界有一些才子不屑于从事翻译，仿佛那是大材小用，他们只喜欢领导翻译，也就是说，自己当主编，开出一个书目，让他们眼中才学较差的人去翻译。邓正来不知道自己是一个大才子吗？当然不，在学术界，他的狂几乎尽人皆知，他看得上的人没有几个。那么，他为什么要乐此不疲地埋头于翻译呢？唯一合理的解释是，他是欲罢不能。他似乎意识到了一种责任，在一定的意义上，哈耶克的翻译非他莫属。这样想好像也很狂，其实是最自然的，当一个人深入研究一位国外思想家并领会了其独特魅力时，就会不由自主地要自己动手翻译其作品，给国人提供一个尽量可靠的汉语文本，同时也防止来自那些浅尝辄止的译手的损害。我完全相信，一切优秀的学术译著是中国学术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学界那些弄潮儿统统被人遗忘之时，它们仍将长久被人阅读，滋养一代又一代学子。
   现在我要说到邓正来最可爱的地方了，就是他的真性情。乍看起来，他的生活是相当枯燥的，不是潜心做学问，便是和妻子女儿同享天伦之乐。然而，事业和家庭岂非最能见出人的性情的两个领域？他做学问的状态令人羡慕，始终饱满而快乐。用他的话来说，做学问做到最后就是心情，真正成了享受。他是个多情的父亲，女儿的每一个可爱表现都令他欣喜不已，一看见干女儿——我的五岁的女儿——就忍不住大献殷勤。他舍得在孩子身上费心费力，为了使女儿具备抵制现行教育弊病的能力，他曾让成绩优异的女儿休学一年，每天自己授课。他又是一个极爱朋友的人，与性情投合的朋友相聚时兴高采烈，谈笑风生，喜聚不喜散。他的外表和谈吐皆粗犷，其实心特别细致，对朋友的事常常放心不下，周密思量。与人相交，他褒贬分明，看不上就是看不上，直言己见，从不虚与委蛇，落得了一个狂名，根源却是诚实。
   好了，还有没有什么遗漏？当然有，我只补充一点。作为邓正来的好友，我常常有幸在一些私人场合聆听他谈论各种话题，一个鲜明的感觉是，他不但有学问和识见，而且非常善于表达和传授，气势非凡，精彩纷陈，有极强的感染力，使人在享受中获得启迪。这使我想到，他其实不但是一个学问家，而且具备一个优秀教育家的素质，后一种才能未得施展是十分可惜的。所以，最近他应聘担任吉林大学法学教授，恰好弥补了这一遗憾。我有理由期望，通过教学活动，他不但能培养出一批高水平的弟子，而且能有效地倡导和推广一种学风，用一句话来概括这种学风，便是以真性情做真学问。（摘自周国平的blog）

    2005年过去了，年初时参照2004文集《月虬阑外一江天》而预立的目标（12万字的写作）很难说是否达成——这份2005合集的字数是11万8千，但合集毕竟是不完全的——到年中的时候，自己的心态变化了很多，放弃了关于写作的目标，深层次上是放弃了一种思维方式，一种观照世界的视角，也放弃了一种表达方式，转向“学术·精确·数学”，也就背对文艺·精神·人格。细想这一变化，意义不可谓不深远，对于生活、写作的影响全面而深刻，却仍然不是2005年最重大的变化，至少以这样的描述来刻画2005年度之变，恐怕与模型中第一主成分对应的向量尚有偏差（^_^），也失之简略。
    前几天打了份个人“思想史”意义上年度变化路径的地图，大吃一惊，线索竟不下十条，交错勾连，蔚为壮观，眼热手痒，动机中又成一篇“思想史”文字——个人的着眼于“思想史意义”的传记。传主固然学识浅微，流量上不求甚解，存量上不学无术，但也是天地造化一个21世纪初叶中国在校大学生，烟尘熏染，风水涤荡，也成就一段灵气风流，其所思所感，固不能在书面上引经据典来个笔证纸证，终也同先贤大哲神交呼应有若干心证意证。思想史，特为小人物为之，倒也是犄角旮旯一朵奇葩。位卑未敢弃敝帚，讴呀遭扎且为听。
    占诸位邮箱了！

     前天晚上说起要做模型，说明公众误判对机会主义政党博弈结果的影响。当时觉得这个轻而易举，谁知昨天早上（1月1日）呆在紫荆食堂里（食堂里一向比较有灵感）算了五六页得出漂亮的结果从而发现自己的建模中公众偏好这么重要的参量最后是可以消掉的，真是怒其不争！趁这阶段性的失败，扒了几口饭后，又在灌咖啡的片刻想出了好的办法，于是下午复习的计划又泡汤了……回到寝室，把新的建模框架写了出来，无比快意，因为自知新的思路是经济学大师的手笔，实现了境界的超越。可是这种方法暂时是我数学上不能实现的，做了好久好久……晚上继续做，好久好久……直到放弃，改做泰勒展开，可是展开了仍然不能做下去……郁闷郁闷，整整一天过去了，“大师手笔”是唯一令我开心的所在，其余尽是写满了二十多页草稿的芜杂紊乱。
    大家新年快乐啊！
    另外跟大家商量个事，我想在下学期往家园网站读书会版上专门放一些优秀的学术论文，并加上有资格的老师、同学负责的点评。经管学院学生接触学术论文太晚。
    训练鉴赏论文的能力最好是通过优劣论文间的对比，以及点评意见中深刻的挖掘。
    经35是经管学院经济学的一支独苗，偏偏它这么神秘兮兮，大家都似是而非地向东南西北，至少气质上不像有学术大师的集体。
    下学期想尽可能抽点时间接触四字班五字班有志于经济系的同学，把我个人对本科生选择学术道路的一点感受告诉他们。

    大前天为了建模说明腐败对社会改良动力的瓦解，开始做二维类型学分析几种不同条件下的职权谋私，孰料大有斩获，跟郑晖从头到尾讲了一遍，真是很激动。
    于是前天早上，按捺不住写作的欲望，在家园上发表了《对腐败在制度改革中意义的一点思考》。到晚上，索性抛开公共财政学的复习，开始写作论文《职权谋私的经济学》，完成AA部分。昨天继续奋斗，到下午5点，基本完成11000多字的论文。自以为十分精彩。晚上继续修改，使论文的逻辑更加圆满。写作的过程挖掘到许多前天大前天根本没有想到的东。快意！发信给刘玲玲老师：这是公财期末论文之第一篇小论文，后续很可能会有永久基金那篇大论文。不过纵然小论文已经超出3000字的要求啦。
附上：
    摘要
    本论文发展了分析职权谋私（腐败）行为的二维类型学框架，图解说明了四种类型下打击职权谋私行为对社会福利的影响，揭示当所提供物品对社会没有负外部性时，严惩代理人的腐败行为在“委托人不定价不定量（AA）”、“委托人定价不定量（CA）”和“委托人定价又定量（CC）”三种情形下反而会损失社会总福利，而四种模式中唯一显示反腐积极效应的“委托人不定价定量（AC）”模式与现实经济生活相去甚远，从而归结出在信息不对称为背景的AA、AC、CC模式下，增进静态社会总福利和惩治腐败的目标不可调和，制度改革中摆脱机械的定量定价模式（“腐败困境”）才是唯一出路。论文对委托人定价定量（CC）情形的分析梳理了计划经济典型的经济模式，并拓展了施莱弗对计划经济下商品短缺原因的分析。本论文又区分委托人的从量索取和从价索取，进一步说明了两种委托人不定量情形（AA与CA）的现实意义。最后，论文依据所发展的模型和分析框架，评述政府公共品提供中的腐败问题，从制度的激励效应与创租行为的角度入手进一步阐明腐败惩治力度的选择应当依据动态收益与静态成本间的权衡取舍。

关键词：  职权谋私    腐败    委托代理关系    公共品    创租
          计划经济    短缺    配给制

    另外还有24号接语言学教授Prof. Yaron Matras需要记上一笔。他是希伯来人，出生于美国，德国上大学，英国教书。很典型的一位教授，和蔼亲切从容，他星期二的时候又来课堂上，问了他方言之类的问题。

    昨天旧水十大上看到一串有趣的帖子“经济学到一定境界是可以非人的”，贴了许多名声赫赫的经济学人的言论片段，无不是有违“常识”、“公德”、“良心”者。帖子主题的表述有些诡异，意指这些学者说出了“不是人”的话。我个人以为，三流的学者顺应于常识，二流的学者对立于常识，一流的学者自成常识。经济学的学习也许会带来一些有违常识的表述，这都无可厚非，学者持风气而不为风气所动，卓然自立。为了卓然自立，甚至在言论上发出一些不和谐的“警世恒言”去“刻意”昭示自己与公众的差别，也是一种自我暗示自我期许自我标志，同样无可厚非。当然，真正的大师（也许是学术品德上的也许是学问上的）了无争强好胜之意，全是一片冰心面向真理，往往臻于自成常识的境界。所谓二流，仅仅指涉对待学问的境界，而与学术水平无关，比如托夫勒（未来学者）就文风看，便是典型的二流学者。
    可是托夫勒的言论纵然站不住脚，却给人启发。但今天我们面对的许多言论几乎毫无启发性可言。所谓腐败有理有利，天灾促进经济，奢侈拉动需求……翻来覆去就这么些道理，说多了也没什么意思，吹捧这些叫做经济学直觉实在是学界耻辱所在。一般而言，这些话都说得有道理，但人们不满言者忽略真理的另一面。比如“天灾促进经济（GDP）”，“奢侈拉动需求”，都没有什么错，但言者为什么赞美天灾和奢侈呢？GDP只是经济福利一个不健全的指标而需求只是经济福利增长的一种动力而已。我们略略动动脑子动动笔，就能做出模型来说明天灾和奢侈是怎样损害了福利。当我们阅读《经济学原理》，以为曼昆关于奢侈品消费管制的消极意见体现经济学洞察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想到曼昆隐瞒了真理的另一面？他没有错，但他隐瞒了一部分的真实。
    “非人帖”上言论不少，其中大多数本身就有错，更不说隐瞒真理的罪责了。保持言论本身正确性的有张曙光这段话，现在对它做一番分析。
   
    腐败是否有理？既然掌握公共权力进行公益决策的人不肯轻易放弃和交出他们的权力，而改革又不能从其手中强夺，就只能通过腐败与贿赂的钱权交易的方法进行购买。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改革的成本费。
——张曙光（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

    张曙光这段表述颇为精练，在批判者的话语中，这里的说理都是一种“辩词”，都指向一个论点“腐败有理，腐败有利”。腐败有利要从两个层面上来讲。
    第一个层面，如果当前的政策严重地背离帕累托均衡，腐败的行为很有可能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增进了一些人的福利，时序上看又不以任何人的损失为代价。虽然这个腐败解仍然有帕累托改进的余地，更遑论其与最优均衡的差距，但是它毕竟历史地实现了一种改进，这个意义上承认腐败的“进步性”是实事求是的。
    第二个层面，也就是张曙光所指出的，腐败是一种改革路径。假如把改革看作是一个从制度上谋求优化解进而增进当下及长远的社会福利的过程，那么我们就必须在制度变革的方式间进行选择：渐进还是急进，转移权力还是消解权力。改革之初，制度稍稍宽松就呼唤出巨大的经济增长与生产消费潜力，这个潜力不久便与当前既有的制度发生冲突：比如政府尚不能提供足够的公共物品来满足需要。这种公共物品的短缺不仅来自于公共物品生产的不足，也来自于不恰当的制度安排，阻碍政府提供它能够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这个时候，腐败的存在就创造出一个公共物品的“黑市”，增进了产量，同时也实现了一种帕累托改进。腐败成了一种有益的尝试，黑市在不良规制的经济环境中成为经济中触觉嗅觉最为灵敏的部分。价格并轨、汇率并轨都体现了这个意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改革的成本费。”
    以上两个方面说的是一回事，但我仍然分作两个层面来表述，因为前者是静态的追求效率，后者则涉及制度的变革。前者的正确性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在制度变革中，我们就不得不动态地考虑腐败在效率之外的副产品——社会正义的沦丧、分配公平的瓦解以及制度变革的路径依赖乃至反改革势力的坐大。
    公平和正义的问题，这里且不做讨论。我们分析一下制度变革的路径依赖：帕累托改进带来的次优均衡，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经济的吁求，释放了制度变革的冲击力。我们怀疑：这种释放是不是有可能消解制度变革的动力，使社会的改革能量永远不能积攒到足以推动进一步帕累托改进的程度。人们憎恶腐败，却又没有足够的动力去改变现状，最优解的达成遥遥无期。这种过程甚至有似于温水煮青蛙，社会经济在腐败提供的帕累托次优解中经不住狂风骤雨，日益衰微。社会是青蛙，改革方式是水温，我们宁愿没有腐败这种温水，而在沸水中奋力一振，实现更可欲的制度改良。当然有人会指出，这种说法不符合经济学关于理性人的定义（自反性，传递性，完备性），但请注意：社会是理性人吗？社会是不符合这三条性质的。社会比个人面临更严重的理性缺失。因此我们的制度设计往往不能向考察个人行为那样心平气和，而必须深入决策过程研究问题。
    更严重的问题是，腐败在腐败中培养了自己的代言人，这就是所谓的既得利益集团，它在腐败租金的滋养中青春永葆，从自身利益出发妨碍法制的健全（可以参考斯蒂格利兹可爱的“小品文”《后共产主义社会的法律建设》）。   
    综合以上分析，腐败可以作为一种妥协的制度改革路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它对制度的摧残和破坏，它稀释社会改良动力，瓦解社会凝聚力的效应也是我们必须考虑的。
   
    一种经济学家的言论，往往隐含着政策建议的性质。讨论腐败的合理有利与否，本身是“是什么”的实证问题，但作为实证问题，它的意义是有限的，问题真正的意义在于，我们要不要严厉地打击腐败。以上文字简述了动态的情形，我们看到打击腐败对于度改良的重大意义。那如果是静态的呢？腐败带来的帕累托改进的成效会不会因为严厉打击而损失？我昨天做模型探讨了这个问题。结论是，（公共）物品供应的定量权如果在代理人手中，打击腐败造成福利损失；如果定量权不在代理人手中，打击腐败就增进福利。
    其实，腐败的帕累托改进效应也仅仅在定量权属于代理人的领域。经济改革初期，出现许多新的公共物品项目，定量权的配置可能没有受到良好的规范。代理人的腐败就成为一种有益的尝试，满足了社会的需要。对于这些项目的严打就必须讲求策略：应该先回收定量权（严格规范定量过程），然后严厉打击腐败，这种情形下的打击虽然不是帕累托改进（腐败者的利益受到威胁），却趋向社会福利的更有解。
    对这个模型的讨论，会形成论文，下学期应该能与大家见面。

    附件中是斯蒂格利兹的《后共产主义社会的法律建设》，大师小品，以飨读者。

我总是被许许多多创造性的想法冲昏了头脑，几乎每天都想出许多东西，以至于每顿午饭都吃凉的。自诩高明：“很少有哪个经济学教授达到这个产量的哦。”大多数想法虽然有意义，但没有时间去做，比如北京交通灯的改进，固然是四两千斤——给我一个月的时间，我的模型能带来十多亿的价值，但是我有一个月时间吗？更重要的，有关部门会从善如流吗？（唉，说到这里，我还是禁不住惭愧叹息，毕竟那是十多亿的价值……我多么希望有人能投入这个项目，我愿意全力支持。）更多的模型是在技术上难以实现，所谓“难以实现”是指我认为即使自己学通了C++、Matlab、SAS、ILOG也不能解决的问题，何况我一个都没学过。（在技术上，我仅仅能说，在规划方面只要Excel能完成的，我基本上都能实现。可是真的做模型十之八九都超越Excel的极限。）
就这样精挑细选，有四个论文是有望完成的。
第一个是解释封建王朝覆灭的二元耕地模型。
后来越想越有意思，自己心里推翻了张教授“模型固繁复，没处投稿”的评价，至少我在模型中发掘了对秦晖解释的质疑。但模型的完成工程浩大，微观部分的建构谈何容易（关键是我越来越发觉博弈论在对付复杂模型时的有限性），微观与宏观的对接更是惊心动魄，几十维的差分方程组要在Excel上模拟更是艰难到无法可想（公式的录入工作啊……）。当然完成之后，还投稿吗？我宏观部分的变量解释就超过一页纸，模型中的公式就能列上四页，谁要看呀？
第二个是用现代优化算法求解盈利函数不可微的混合策略纳什均衡。
这个题准备和杨鸣合作，但优化算法如遗传算法、蚁群算法、退火算法固然强大，但能不能用来求解这种涉及变分的多维最优函数，如果能又怎么求解，都是我现在心里没底的问题。但只要做出来，我相信这个论文肯定能在经济数学方面的杂志上发表，因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在论文中又借一个妇孺皆知的有趣案例来表达，赚回一片激赏是没有问题的。我博弈论几乎没学过，已经几次遭遇这种问题了，这个问题有多重要可想而知。
第三个是对Alaska Permanent Fund的述评。
Alaska Permanent Fund实践Basic Income（社会分红）在美国是很引人注目的问题，但是中国似乎没人去研究，国内我只看到过一篇翻译性的文字。我所看到的老外对Alaska Permanent Fund的分析，也不比我个人的总结来得全面。我觉得把这个永久基金以我的评述介绍给大家是很有意义的。前些日子列了个参考文献的单子，几十篇东西要看，真是……
第四个是解释亚洲金融危机在企业层面上的微观模型。
这个论文，我信心不大，一则资料有限，另外有些东西不是你看资料能体会的。但做这个模型却有不一般的意义。因为我所看见的亚洲金融危机的论文真是汗牛充栋而千篇一律，就比报上的专栏好这么一点，比我们的教材好这么两点，读着一点激情都没有。你说那些哥们儿读到研究生了也不拿点有意思的东西出来写，真是的。
以上四个就是自己目前想做的论文，但实现的可能不大，主要的牵制还是在时间。如果没有出国的压迫，我们可以做成多少了不起的课题。摘录一段有点意思的文字：
胡适在留学时期写下的“非留学篇”（发表于一九一四年的《留美学生年报》与一九一五年十月的《甲寅》月刊），《非留学篇》开头就说：
吾欲正告吾父老伯叔昆弟姐妹曰：
留学者，吾国之大耻也！
留学者，过渡之舟楫而非敲门之砖也；
留学者，废时伤财事倍功半者也；
留学者，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也。
胡适的论点叫做“留学当以不留学为目的”。
今人虽在表达上不那么矫情了，可我们中的大多数毕竟是认同胡适的耻感的。
以上一篇炫耀贴，哈哈哈哈，多拍砖，轻重缓急音韵铿锵尽管拍。

   几天来关注家园、BBS、baidu搜索，没有发现朗咸平演讲的transcript，很迷茫其所以然。对这场演讲的评价几乎也只有《资本主义精神与社会主义改革》（去盒子咖啡店整理思路云云），这属于学生的一片感想，还作不得数。网上白茫茫一片真干净，当时满座七百多人（？）连老师、学生、记者都没事人般自顾营生了？连点深入的意见也不贡献？

    可我确实又觉得，这现场的温暖后网上那一片静悄悄是顺理成章的。当时听演讲，感觉极好，但那种“极好”更多地来自于演讲者表达的清晰、有力，而并不来自于其内容所激发的思想灵感。诚然，经历这一次演讲，我对朗咸平更加佩服了，但是客观地说，演讲的思想性是尚嫌不足——或者说，并没有说出什么新的话语来——当然，我更要说，即使推出新的话语，也不能改变思想性尚有欠缺的事实。思想性——知识增量，才是真正激发讨论的聚焦点，而根据这次演讲的内容，我纵使有心评论，也不知道该评论些什么。将心比心，恐怕这正是网上没有开展讨论的一大原因吧。
    当然，没有开展讨论的原因更在于其它两个方面：一则考试将近，大家消遣不起这个时间；另外，大家在这个问题上，自知说不出什么新意（我们的同学写评论何尝不追求新意与创见呢？），又不愿发了无意义的牢骚，更不愿招惹拍砖，自然也保持潜水观望。
    Paul在blog上写了他的感受，允执其中，是有价值的评论。我写不出，于是不写了。

    朗咸平言论中最重要的部分在于，他告诉大家：不要迷信民主对政治文明的促进；不要以为对外开放、对内对外扶植私人资本就能推动法治建设、良好市场秩序（其实某种程度上《拯救资本主义》就持这种“天真”观点，但《拯救资本主义》探讨的是资主义萌芽从中世纪的冻土中破土而出的历程，与当前的形势有显著的差别。），到今天，阻碍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形成的“邪恶”势力不仅在政府中，也在甚至更在资本家中。资本主义治理的睿智在于一种“怀疑”，也许是矫枉过正的缘故吧，我们更多地注意指向政府的怀疑，却忽视对资本家的怀疑。学理上，没有什么理由来支持这种偏见，我们须要像怀疑政府官员一样来怀疑资本家，始终警惕他们的作为。

    这次公共财政学的期末论文，我准备写Alaska Permanent Fund，昨天已经把Trustees' Papers看了，总结了很多问题可说，正面的粗略有18条之多，反面的也有10条，这些还是就事论事的。我更想就此谈一谈那个自由社会主义的问题（也即崔之元先生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今天下午飞快地整理了一下待查的资料，包括Basic Income、社会主义、公司治理、信托责任等等。任务很重，好在老师给的截止日期是1月18日。只是论文要求3000字以内，我看得30000字打底了。

12月16日晚7点是读书会paper组在秋季学期第三次活动。前两次活动的嘉宾（分别是王一江教授和白重恩教授）都是宋长城师兄邀请的。

数着一个学期即将结束，长城师兄原来也不指望我再办活动。但是我心里惦记着两个人，崔之元是一个。我个人想拜访他，我更想把他介绍给我的同学。

活动后，颇有些感想，想分成两部分写：一是左派观察，二是崔之元印象。

现在先登出第一部分《左派观察》，很希望引起大家的探讨。“左派”“新左派”都是听着抽筋的称呼，本不该在文中使用，但一时也想不出什么委婉的名词来精确指称这个群体，而左派中人本不讳称自己的归属。但有必要澄清一点：不同的学者是在不同的意义和程度上被称为左派的。如果很僵硬地认识“左”，那是对学者独立的知识贡献的蔑视，是对学者的侮辱。

大一大二在求是学习工作，也便与中国政治经济学领域健康的不健康的论战息息相通——当然求是提供的材料以左派言论为主，它的话语，它的生态，它的方法论是我个人接触经济学最初的收获，其深度其影响远在数本经济学教科书之上。

而后来，我在许多场合却说它的许多问题（主要是其中的意识形态部分）是“伪问题”，没有知识增量，我对左派乃至整个左右之争站到了一个旁观或批判的立场上。

左派内部有帮忙的也有帮闲的，“生产性”的同志，蓬蓬勃勃，文攻武卫，写文章，开讲坛，不断奉献新的言论——当然大多是在话语意义上的新言论；也有那些帮闲的大多数，比方说许多没有知识更新的马克思主义老教授。客观的说，我很反感一些老人因为自身的落后与不敏，在社科领域抓到皮毛就大惊小怪，自己研究蜻蜓点水，反而扣帽子说别人不学无术。我反感，但我也理解他们的真诚，他们大多是极真诚的，只是岁月不饶人，他们已经走过智力活动的黄金阶段了。

那些以意识形态直接构建“目标函数”（甚至以意识形态构建硬约束）的学者，也许可以说是人文关怀“贫血”的一群。但如果撇开他们，左派的学者就撂开了一大群帮闲的人物。剩下的学者里头，我们看到最多的是左大培、韩德强、杨帆……我有幸听全了这三位的讲座，其中韩德强、杨帆的更像演讲，讲得满堂激越。左大培、杨帆的东西，我只是零零碎碎读到各种材料；韩德强的《碰撞》我是看完了的（我以为韩德强的写作是有天才的）。他们的话有道理，但我也读出了他们的局限（更准确的说是大限——学问的大限），左大培写了《混乱的经济学》，乌有之乡上有网友说，这是同《通往奴役之路》一等一的经典（有趣的对比哦），我翻了几页，没看出新东西来，大约还真是“集大成”的著作吧。个人以为如果左派是以这三位标志的话，今天的中国左派（远）没有大师级的人物（当然三位都还年轻，大有可为）。

但人们称呼“新左派”的时候，往往是包括汪晖、崔之元的。这个意义上的中国新左派可谓星光灿烂。其中崔之元给我的印象是年富力强、笔耕不辍。他的文章展示了他的博学和探讨问题的真诚，尽管语言上不像韩德强那样“语不惊人死不休”（我特别赞赏“语不惊人死不休”，只要不陷于哗众取宠，这是一个优秀学者的重要素质，其实我个人也有这个倾向，但知识的增长、在学界的浸淫往往会磨灭这种可贵的性情。）。

这次见到崔老师，我说了我的一点困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建设不是仅仅观察现有资本主义制度的可改进余地就能完成的。看左派的文章，它能指出眼下的问题，它能描绘美好的未来，但是中间的道路（政策）是轻描淡写的，美好未来的细节也是未得追究的。其实，这倒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政客”“政痞”的特征，而是因为过程、政策如何可能的问题实在令人困扰，而且细究美好未来社会中的企业家庭，你发现仍然没有什么好的机制微观上改正今天的制度缺陷。社会主义理论大厦固然宏伟壮观，但就看这百多年来的探索，我常常疑惑：我们究竟进步了多少？我当初想到这一层的时候，坚信这个智力上的探索应该已经有人完成，只是自己没有发现而已。但日子久了，我渐渐明白：根本还没有人做到这点！首先马克思就没能令人信服地解释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和优越性（如果有的话，我们会不知道吗？）。

那么在这种境况下，许多人坚持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他们是如何贡献他们的知识增量的呢？

打个比方，电影《美丽心灵》中，纳什端坐，看到一个美女，又揣测周围同学的动机，突然说了一句：“Smith is wrong.”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说，纳什均衡（当然是后来的概念）不一定是最优均衡。竞争并不一定导致社会最优。

这个道理太简单了，竞争当然不一定导致社会最优，几乎任何一个经管本科生都能设计一个简单的盈利矩阵来说明。可是我们仍然以竞争作为基本的经济制度。

现在问题是，有些人画了个盈利矩阵，其中纳什均衡不是最优均衡或者帕累托均衡不是最优均衡，号称要揭示：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是次优的，应该改变。诸位意下如何？

他指出“次优”，他提出改进，他诊断经济中众多（甚至是大多数）场合纳什均衡、帕累托均衡不是最优均衡，固然是没有问题的。但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是应该抛弃的吗？斯密真的错了吗？

以上，我只是打个比方，说明左派有些人的工作方式。他们当然不是真的在设计作为反例的盈利矩阵。他们的工作是采集田野调查的材料，采集描述雇主雇工心理的数据……他们要论证不参与剩余价值分配（不持股）的国有企业经理人员在某种激励机制下也能好好干活。他们就会举出某种心理学家的调研材料，表明经理人员更看重个人成就感，表明财富的边际激励效用递减等等。正如朗咸的例子（后来也为左大培韩德强引用），韦尔奇离开岗位后，才得到1亿美元的奖金，与他给股东带来的价值完全不相称，为什么他要拼命为别人干活，是的，他们会拿这种例子来说明问题……昨天崔之元先生说到这，指出这也涉及到人生观的问题，于是哲学、心理学也在这个通道中与公司治理问题衔接了……

我举这些例子不是要说明我在这些问题上的看法，而是揭示左派探讨问题的一种路径。一种历史主义的（历史事实上找反例），一种社会调查导向的（田野工作中找反例），一种以微观结构立论而向宏大叙事铺展的探讨方式。

大家经常可以看到对主流经济学家的批判。在方法论上的批评无非是说他们的研究贯彻“非历史”的态度，批评他们不做调研，想当然，搬弄模型不考虑微观结构的具体情况。根据我以上分析，大家可以更好地揣测这背后的原因——“左派”比“右派”更注重历史、调研、心理学、哲学是很自然的事情。这个意义上说，左派的文字确实更有看头，更加旁征博引，更加跨学科，更加生动活泼，更体现作者的智慧。而“主流”的文章一旦涉及国企改革、社会转型等问题，多少有些干巴巴的，甚至更加教条。

但是文字的生动并不意味着学问的深厚，更不意味着观点的优越。在对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哲学知识的调用中，研究者找到一种例证足以颠覆主流理论后，不见得就能建构自己的理论，在历史面前颠扑不破。比方说韩德强的《碰撞》考察世界经济周期的历史，发现：国际贸易的大发展总是带来世界经济的衰微（根据记忆，好像是这样的，细节上可能有出入，大体错不了）。这个命题可是很惊人啊！与我们的常识截然相反！我相信韩德强的数据引用不会有错。但用别的因素作为经济崩溃的解释变量是不是更好呢？国际贸易长远来看是不是带来了经济的增长而不仅仅是几次作为代价的跌宕呢？如果我们的常识能用同一组数据得到检验（我同样深信这一点），韩德强为什么没有做这样的分析呢？

是的，我一直怀疑左派学者的一种“真诚”，正如一直怀疑主流学者的同一种“真诚”。

一个经典的故事说，有一个雄辩的牧师遇到一个雄辩的无神论者，他们开始激烈的争辩，当场唾星四溅，山鸣谷应，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

夜里，他们回到家中。牧师把自己的偶像摔了个粉碎；而同时无神论者在胸前划起了十字向上帝忏悔……

学者在研究中发现支持对手的证据时，他有没有这样的真诚来接受呢？如果没有的话，那还奢谈什么追求真理？

有些同学也许对崔之元老师在paper组学习上讲的内容还没有在头脑中整理出一个清晰的脉络，也可能忽视了一下富有启发意义的内容。我这里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个人所以为的来自崔老师的启发。（当然关注崔之元公开文字的同学可以发现，这些东西是他以前文章当中几次出现的，但的确很有意义，可以继续挖掘研究。）有愿意研究的，也可以去找崔老师啊。 

    1.大家可以做这样一个研究：搜集足够的材料，用所有者掠夺来解释亚洲金融危机。不错的视角，有价值的话题。摘一段：《再谈朗咸平风波》http://www.cc.org.cn/newcc/browwenzhang.php?articleid=2485   

“吴敬琏和钱颖一为什么提岀“好的市场经济”？他们是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说的。当时学术界对亚洲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是索罗斯这种外国投机者造成的；一种认为是东亚本身的裙带资本主义和官商勾结造成的。当时我在麻省理工学院，跟一个叫Simon Johnson的教授交流，觉得他的观点非常有意思。他说这两种观点都有道理，但都有局限性。如果说亚洲金融危机完全起因于外国投机者，就没法解释不同的亚洲国家对危机的反应程度不一样；譬如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韩国对危机的受害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完全用“外国投机者”无法解释亚洲金融危机；但是，完全用裙带资本主义和官商结合来解释也太笼统，因为这些东西一直都是存在的，并不是亚洲金融危机时才有。有鉴于此，Simon Johnson借鉴加州大学的阿克洛夫（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搞出来的“所有者掠夺模型”（阿克洛夫的文章的中译已发表于“比较”杂志 第15期），来解释亚洲金融危机。Simon Johnson发现，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不是一般的外国投机，也不是一般的裙带资本主义；而是由于投机造成了汇率贬值风险的情况下，所有者加剧了掠夺本企业总资产。几年前我和王小强调查广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破产案的时候也发现，在宏观经济前景不好的情况下，所有者加剧了掠夺本企业总资产……譬如转移资产去泰国。而这个掠夺行为会反过来造成一个宏观效应，更加重总体的金融危机。”

    2.关于Basic Income、社会分红等思想的探讨。我现在就在做“阿拉斯加永久基金”的论文，在拓展的探讨中会涉及到社会分红、社会主义理念、自由主义述评、信托责任、理想公有产权概念等等方面。阿拉斯加永久基金是美国经济生活中很重要的一桩新事物，许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都对它表示赞许（包括Friedman,Hayek,Stigliz,Meade），但国内我暂时只发现有一篇粗略的编译性质的历史简介。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背景下由中国人来思考这个话题是十分有益的。崔之元个人主页上有Alaska Permanent Fund理事会报告的下载。

    3.对于崔个人比较欣赏的米德的“自由社会主义”思想的介绍。参见附件中崔之元《小资产阶级宣言》

    4.对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下）》《论劳动阶级可能的未来》一章介绍了很多，其中内容涉及有限责任理念的发展——穆勒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动议。参见《读书》2004年3月刊，崔之元《如何认识今日中国：“小康社会”解读》

    今天晚上就是崔老师主讲《所有者掠夺：以破产牟利的经济黑幕行为》，也许心情比较激动，昨晚上做梦竟然把过程预演了一遍：我早早地去公管，陪崔老师去伟北407，一路上我问他秦晖老师的去向，问他最近的研究方向，问他经济学研究的出路与路径……他很亲切地一一解答。

    还做了一个梦，梦见和Paul聊天。又是对老师指手画脚。我说：“但是我们学生没有资格评价教授的学问，教授的学问不该由学生评价的；一个有抱负、不甘平庸的学生应该对此保留意见，因为我们不能看透教授，而我们又需要尊重自己的评价，不让它流于无稽与哗众。”Paul回答说：“我们固然不能看透，但学生能‘看穿’一个人。”我默想片刻，以为极有道理。一个大学生虽然没有接触学术，但却在‘人生’课程中浸淫了二十多年，莫须读得出一个人的气质与涵养，这个意义上教授须得小心学生的“看穿”。

   

    一直想去找秦晖老师，再去找秦晖老师，虽然他不认得我，他是大学者……我所面对的教授中，我独独对他毫没有生分与腼腆——有些老师的知识，我一眼望得到深浅，可是我在他们面前很紧张，因为他们“望之俨然”；而秦晖老师之贤“如天高”，我在他面前很自然觉得很亲切。想起樊先生的演讲，我觉得秦晖老师的精髓是“讲人话”。我进大学以来，一直修炼“讲人话”，我知道这个修行会贯穿我的一生，而秦老师就是我的榜样。

    我去找他，我也不想带着自己的论文和观点，那些论文是给别的老师看的。我想对秦老师说：“我能为您做什么？”“您做调研，我能帮上什么忙？”“我愿意做您的助手……”

    跑到人文学院问秦晖老师在哪儿的Lucia狂吗？我觉得这段历史是一段“说人话”的脉络。我欣赏Lucia，也为着她比较说人话，属于学问没白学的。

尚不知道秦老师下学期的去向，心里颇有些担忧。因此破格地转载一篇网文。想在周五问问崔老师秦先生的情况。

秦晖和余杰的英雄相惜
　　
　　秦晖是国内研究农民学数一数二的专家。除了农民问题之外，他还对中国历史、俄罗斯东欧现代化进程等有独到而深入的研究。而他的妻子金雁女士，也是一位优秀的俄罗斯东欧问题专家。他们俩人用本名以及苏文、卞悟的笔名发表的文章，让人读后击节赞叹。他们的文章既有思想深度、学术价值，又有入世情怀和青年般的朝气。
　　　　秦晖从西北一所高校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以后，仅仅几年的时间，就发表了数十篇论文，并出版了几本厚重的学术著作。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关注农民问题、替农民的利益呼吁的学者，却遭到了极不公正的待遇。在清华大学新一年的教授聘任中，秦晖居然没有收到校方的聘书，也就是说，他被校方解聘了。当年国学院四大导师交相辉映的清华，早已不复存在。
　　　　谁为农民说话谁就倒霉，一九四九年以来，这成了大陆一条铁的规律。秦晖的遭遇再次印证了这条规则。我曾经到过秦晖和金雁的家中，他们住在单位分给的一套只有四十多平方米的小屋子里。满屋子都是书，书架一直伸向天花板。书房里再多一个客人就没有办法转身了。秦晖告诉我，由于房子太小，还有好多书被迫装在纸箱子里，遇到要使用的时候，寻找起来十分不方便。金雁正在给女儿洗衣服，衣服放在脸盆里洗。原来，屋子太小，家里经济也不宽裕，他们连洗衣机都没有买。近年来，比他们资历浅、年纪轻的同事，都先后搬进了三居室的大房子，只有他们一直都没有分到新居。个中原因，不言自明。
　　　　秦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谈到自己的居住状况，读来令人心酸。为了能够分到一套稍微宽敞一点的房子，他们甚至想出了“假离婚”的办法。而真正到了秦晖家中，我在心酸之外更产生了不可抑制的愤怒：怎么能够这样对待这对优秀的学者夫妇？秦晖身体不好，眼睛高度近视，一只眼睛几乎失明。然而，他还时常坚持到农村去进行田野调查，收集第一手资料。他是怀着一颗赤子之心进入学术研究领域的，跟那些被功名利禄驱使的学者截然不同。然而，在那些伪学者暴得大名、青云直上的同时，像秦晖这样具有思想家潜质的真学者，却连基本的物资生活条件都得不到保障。老杜“愿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皆欢颜”的梦想，今天依然还是遥远的梦想。
　　
　　由于笔者一贯在文笔和思想上支持这位同龄才俊，所以自己也在2002年7月15日写下了《事实、真相和思想》一文，以对余杰的人文关怀做出回应和对秦先生的境况表示关心。文章如下：
　　
　　　　听说秦先生已经搬家了，如果条件比以前好，这让每一个有良心的知识人感到欣慰。
　　　　据说北大上世纪有这样一件事，吾辈也是听说，某系曾在90年代以某一原因将一陕西来的教授拒之门外。后来这位教授到了清华大学历史系，组织学生暑假做农村调查，系统地掀起了农民学研究，在京城学界开始了问题与主义的全面反思，在南方周末不断地阐述其独到的社会改造主张，在北大做讲座，受到学生们的热烈欢迎。笔者在此肯定不能全部读懂这位教授的所有学术关怀面向，但如果稍微关心一下中国当代学术，你肯定会知道这位教授就是秦晖。
　　　　不知道有着兼容并包传统的北京大学为何有如此蠢行，总之，一个名校的人才引进失误案例大概已成定局，这在一定程度上辜负了人们对北大的希望。。
　　　　和秦先生聊天，你会增长见识，启迪心智，因为他总是带给你诸多问题和自己独到的思维方式。坦率地讲，笔者以为他是中国人文社科研究领域内一位非常有才气、非常宝贵的知识分子。
　　　　不同于现在那些有着好的家境条件做着悠闲学术的学人，当笔者在2001年初到秦先生家拜访时，他给自己的第一印象就是刻苦。他正在看书，不做修饰，一个裤腿还向上挽着。看到我们去，他慌忙给我们找水喝，忙活了半天才找到水，然后是烧。我们很感动，接着帮忙，同时为打扰他而花去他的时间而惴惴不安。实际上他很高兴我们的到来，并滔滔不绝地讲自己知道的学术、文化界的现状，以及自己的见解和主张。
　　　　他有好多的书，很小的一个客厅四周为装满书的书架所装饰。我们见过很多的书，但我们同时惊叹的是，他家的房子是如此的小，书却这么多，刚进门，你会感觉到，从门口就分两支往里屋延伸的书特别引人注目。他不时给我们拿书看，这给我们这些俗人一种非常难受的感觉，因为我们听说当时他正面临下岗的问题。
　　　　我是1997年9月份在自己导师的推荐下看秦先生主编的那套农民学著作的。我在半年读完了其中四本，从量上来说，算少的，却给了自己在农民问题研究上理论方面的奠基。虽然三农问题在中国得到高度关注，虽然有好多学人关注农民，可是我们的理论一直得不到突破，而秦先生利用其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和有限的经济学根底，努力地给我们的建构一种中国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转变的路径。他对中国共同体社会特征的挖掘，他对城市中弥漫的农民意识形态的批判，他对现代精神和意识的向往，他的颇有个人特色的实证研究，关于问题与主义的有机结合的探索，都给吾等年轻一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我不能接受他的中国农村要在普鲁士道路和美国道路两种范式之间作选择，但我仍然感觉到他的探索余地是如此的大。
　　　　后来听说他为何清涟写的一篇文章发在《读书》上，惹恼了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张曙光教授，张教授后来跑到北大发表演讲，严厉批评了秦晖和何清涟对经济学知识和原理的肤浅掌握。我听了他的演讲，经过比较，明白了什么人才是肤浅。
　　　　由于工作的原因，现在对秦先生的现状不是很了解了。看到《秦晖：研究“农民学”的危险》这则消息，颇觉心潮难平。秦先生到底有什么错？遭遇如此不公？他的学术成绩，令多少欺世盗名的教授、博士生导师汗颜，可是……
　　　　《秦晖：研究“农民学”的危险》一文，我觉得这是博学深思的作者一篇非常重要的写实文章。
　　　　它揭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
　　　　秦先生满屋子的书，
　　　　屋子显得小，
　　　　秦先生家人（夫人和女儿）的巨大承受力。。。。。。
　　　　它让我们关注：
　　　　秦先生的职称问题、他的上课问题怎样解决？
　　　　它让我们追问：
　　　　可不可以诉诸法律？公平法？学术法？知识分子法？证人呢？没有！知识分子精神已经萎缩。有的已经丧尽天良。
　　　　它让我们联想：
　　　　秦晖先生为什么有那么多书，他怎么读那么多书，他读书干什么？
　　　　他为什么关注农民？他怎样关注农民？
　　　　它让我们呼吁：
　　　　我们的意见是否有人听？是否有人监听？我们到底能提出什么样标准的意见？我们对问题能想过多少？我们想过吗？我们为什么想不到？我们怎样才能想得到？我们想了多少？我们知识人害怕过吗？我们到底害怕什么？我们为什么害怕？
　　　　这是一个需要思想的时代，而思想建构需要事实和真相的呈现。
　　
　　在许多人眼中，作为思想、文化、学术界的年轻后生，又由于以北京大学为其学术背景，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的余杰，应该是在一群师友关爱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吧？不知学问界天高地厚更不知人文精神为何物的小说家王朔先生，就曾称余杰和其几位师友是“相互抚摸”。这着实让人感到恶心，实际上是肤浅的文学家的嫉妒和无可奈何的声音。我们暂且不管他。很显然，余杰成长肯定得到了其师友的关爱——人们当然对于才子偏爱和垂青，这一点从许多真正读过书写过文章并痴迷于余杰的女孩那里更能得到验证。
　　不过，我们不要忘了，众人对余杰的关心，是建立在他对人生的思索、对民众的关爱、对知识的崇敬、对自由的追求和对国家及民族命运的整体担忧基础之上的。我们从余杰的作品中，已经感到了这股热情和力量的强烈融合。
　　对于秦晖先生，余杰似乎从他那儿得到了共鸣。这种共鸣不知起于何时，也不知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似乎想从作为长者的秦晖先生那儿获得更多的精神关爱和支持。可能是外界因素给二位勤奋的思想者工作上的压力，使他们成为患难之交；也可能同样具有独立思考的创造精神，使他们英雄相惜。不管怎样，在颇具个性的学术和思想追求中，在对基层民众所抱有的深深热爱中，他们终于一步一步走向结合。
　　在《书屋》2003年第5期上，我们看到了《可贵的锋芒——序余杰〈闪光石〉》一文。作者一开始即写道：“从几年前的《火与冰》开始，中国文坛上出现了一个叫余杰的新人，以他鲜明的思想与锐利的文风令人瞩目。他的文章中的批判精神与对自由个性的向往具有很强的感染力，许多热血青年视他为心中偶像，许多中年才俊视他为同道，许多执著的老年人视他为忘年交。”文章接着从外界批评余杰的“不成熟”谈起，分析了这种“成熟”和“不成熟”的社会关联和个人意义。然后参照历史，用谭嗣同的所谓不成熟言论论证了余杰的热血和爱国的统一。作者由衷感叹道，相比那些“不爱国人却‘爱国’，只爱‘民族’不爱民”的人，谁是真正的民族魂？什么是真正的爱国者，是“成熟”的慈禧还是愤世嫉俗好发“不成熟”之论的谭嗣同，今人难道还会有疑问吗？
　　“民族魂”三个字，使我想到了鲁迅先生，这位中国现代思想的先哲、文学的巨匠不正是许多人心目中的偶像吗？他对年轻人的关怀，使他在众多充满低级趣味的批判中越发显得伟大。而余杰和他的老师钱理群先生等师友，正是从鲁迅先生的精神中获取了不尽的创作灵感和思想源泉。秦晖先生的为人和作文实际上已经证明，他对鲁迅先生的精神、思想和方法已经深有所悟。从余杰那里，我看到青年鲁迅的“呐喊”，而从秦晖先生那儿，我却分明看到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呼声。在二者的精神世界中和文化视野中，我们看到了他们学术工具的结实而有力，文化立场的博大而坚定，以及思想锋芒的尖锐。
　　不过，现实并不是学问者所设想的那般理想。余杰和秦晖先生还有好多不能被人理解的思想内容和精神特质，他们在思想的前沿还是那么少数几个人中的两个身影，所以二者还是感到孤单。你没有看到余杰的单薄而疲惫的身影和秦晖先生无奈的神情吗？
　　毕竟，在中国思想界具有生机和活力的两位才人终于走在一块，并公开在媒体上联手了。这是一对天造地设的英雄搭档，年轻的余杰相对来说，更关注秦晖先生那儿远远不能满足其文化生产的生活层面，而饱经风霜的秦晖先生则更看重物质生活富足后余杰的精神气质。我们有理由相信，两人的结合，必将构成当今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双子星座，从而照亮这方许多人还不知自己身在何地的沃土。

    Lucia returned.
    I sometimes ponder the reason for my sincerely cherishing Lucia's company in the beautiful land of purity and nobility by the name of Tsinghua University. In a sense, my answer violates the spirit of our way of calling Lucia, i.e. Guo Lao Shi. Generally speaking, a teacher is of less importance to me than a student of mine. Since my ideal is one day to stand ahead of an eager audience of no less than one and keep posing that way to leave my vital profile of a lifetime, I firstly at my early age learn to perceive the career in a critical perspective as I always do to the many ideas that I've favoured. Teacher is just(!) a great job for me. That's all.
    Regarding Lucia, I'd like to say, she's neither my teacher nor my student if a strict way's followed when calling her. She is by me! That's what I feel like. She's there, studying the world, as I am. The current of information and specific knowledge between us should be reduced to count for little comparatively insofar as the meaning or rather the scarcity of true friends is concerned. And I must add that it's a true friend of a feather with different patterns of diversified hues. When I study the world as a lovely child researches into the sky above, I keep in mind that there's a girl doing the somewhat similar job not far away. That's all. I even don't care whether our work in the name of scholarship is a mess of rubbish or not.
    Welcome back.
    Here came the Lucia.
    So, this above is my salutory. I wish you two like it.

    同室的陈翔，同班的大宝参加ACCA会计框架论文大赛，付出艰辛的努力后，顺利跻身决赛，成为在人民大学（本届主办方）以现场答辩竞争冠军的四分之一。
    四支队伍中，清华两支队，中财一支，人大一支。据说人大的表现极不咋的，却获得了冠军。这且不说。在10分钟评委讨论后随即颁奖的时候，同学们发现那安慰奖的奖状是精致的塑封，塑封中的奖状工工整整写着每个落选队伍成员的姓名，而冠军队——人大的奖状更加精致。比赛前内定了冠军？！
    清华评委彪哥比赛后独自匆匆离开会场，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个人可以对清华教授的授课提出这样那样的看法，但我们学院的老师尚不至操作如此低级而公开的无耻，人大的教授，唉……
    对于这类事情，我们作为听说者的态度也是值得玩味的。每每先惊奇1分钟，后不满1分钟，再后来便坦然1分钟，3分钟后心里觉得当事人如果不无耻那将是多么诡异而不可思议的一个世界呀——我怎么也想不出他们拒绝无耻的理由！

    今天晚上，和晖子去参加刘玲玲老师主讲的学术沙龙。刘玲玲老师是我特别喜欢的，她真诚，阅历广博，有追求，善于表达，她讲的许多知识，许多故事，我几乎忘了干净，但即使不用“精神深领”这样的崇高评价，我至少可以说她让我觉得一种身在清华经济系的温馨。刘玲玲老师这次小范围的交流，更加表达出她对我们的期许，对体制改革这一重大事业的执着，我愿在座的同学真正地领会她的寄托，实践这宏大的追求。
    我问刘老师关于阅读的问题。刘老师也说了80年代后大陆经济学家没有思想家特征的严重问题（对于我是一种触）。她谈到了她学生时代欣赏的书：李泽厚先生的美学与三本思想史论（我觉得李泽厚先生的文笔非常诚恳，不带虚饰，他纵然称不上大师也具备了大师的心灵了。）顾准的希腊城邦制度（刘老师提到这本书，甚合心意，我得尽快去看了。）（^_^，想想刘老师那个年代的大学生“追星”也就该追李泽厚和顾准了。）还有罗某某老先生讨论现代化的书，罗某某先生是研究美洲经济史的，刘老师说他的著述也令人倾倒。
    我在想，我个人的目标和志趣，宽泛地说是经济学，但具体到二级学科，我的目标并不是计量和统计上的成就（纵有成就，也不是自己的愿望所在），我真正想做的是经济学思想家，更准确的说，我想培养经济学思想家，批判现代社会体制的建设性的理论家。而我觉得我们的经济学家做这么些paper，其实贩卖了似是而非的数学表述和绝对廉价的思想内涵。邹恒甫那句质问“你×××有思想？×××有思想？××有思想？”真的问在了点子上。而思想家，决不是撇开数学，投奔人文化表述就能充数的——偏偏数学低能的经济学工作者颇善于以思想家自诩，因为他能理解的大家境界局限于他自己的水平。他看到×××梦呓了NB了，以为自己梦呓也能NB。
    是不是要在博士阶段去学经济史呢？以后的研究方向：微观、宏观、金融、个人行为、经济史？似乎比较适合我。在这个单子里，我撇开了：计量、统计、公共财政、政治经济学、产权组织、企业组织理论……
    沙龙后，我问刘老师，国际视野下那些经济学家够思想家的标准。刘老师举了萨谬尔森、斯蒂格利兹、蒙代尔、科斯、布坎南（着重）……刘老师特别讲到对布坎南中间立场的欣赏，欣赏他不左不右，真正实践了难能可贵的“建设性”。我下次还得问问老师，美国哪些大学经济系是中间立场的，我希望自己能去中间立场的经济系。我是一个坚决站在批判Preacher立场上的Preacher，为了批判的需要，我甚至不惜放弃自己作为preacher的人格。

    昨天晚上去听李志文老师的演讲《职业  事业  命业》。先把李志文的简历贴一下吧：
    李志文是中国教育部特聘『世界著名学者』讲座教授与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特聘教授、博导及中国企业研究中心主任。他也是美国杜蘭大学商学院的蔻翰讲座教授兼副院长。他曾是台湾教育部特聘『国际杰出学者』讲座教授。 他在杜蘭大学创建博士研究中心及亚洲EMBA 班。他曾是香港科大创校教授，创建会计系及出任系主任。他在1999年离任时，香港科大会计系在世界五个顶尖会计学术杂志的发表数是世界第一。他在1992年于台北创建的杜兰EMBA班是亚洲的第一个EMBA班。他所创建的杜兰校友会是在台北及上海注册的最大校友会。他在上海创建的杜兰国际商学院是欧美大学唯一在中国大陆有校园的高教机构。他曾任芝加哥大学商学研究院助理教授及宾夕凡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副教授。在沃顿任教期间出任会计学博士班主任。他的博士弟子任教于芝加哥大学、密契根大学、卡内基美隆大学、罗澈斯特大学、加大洛杉矶分校、马里蘭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及新竹)、复旦大学、中山大学 （高雄及广州）、台湾大学、香港科大、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理工大、汉城大学及名古屋大学等。他的硕士弟子遍布美，欧，亚，非，澳及拉美六大洲。他曾在美、欧、亚、澳及拉美五大洲17个国家及地区讲学。李志文本科受业于台湾大学，于1966年获商学士学位；于1970年得硕士学位，同年赴美，入罗澈斯特大学经济博士班，于1977年获得学位。他的学术著作百余篇发表于会计、经济、财务、统计的世界顶尖学术杂志。他在芝加哥大学、宾大沃顿商学院、杜兰大学、香港科大、清华大学都曾获得最高教学评分及杰出教学奖。他曾得史腾勃杰出研究奖、美国出版協会全国杰出奖、甫理曼优异服务奖。他列名于世界名人录、美国金融工商名人录、香港名人录及国际经济五千名人录。李志文拥有美国注册会计师执照及管理会计师执照。他曾担任美国会计学会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委员、会计文献杰出贡献奖选拔委员会主席、威玛奖章选拔委员、会计师考试委员、会计学术著作竞赛评审委员、北美华人会计学会会长。他是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台湾大学、香港、印度 及孟加拉一些大学的特别顾问小组成员。他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智利国家科学基金会、香港研究基金会及台湾科学基金会评审委员。他经常出任许多美国、法国、英国、中国、台湾、新加坡、香港著名大学的教授聘任及升等评审委员。李志文曾任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总署、美国商务部、美国能源部、美国橡岭国家实验室、台湾行政院、台湾中央银行、台湾财政部、台湾证管会、中国科学院、中国经贸委、中国国家会计学院、及上海市政府的咨询顾问。他也是美国、中国、台湾、香港许多著名公司及企业的咨询顾问。他在中国大陆及香港一些上市公司担任独立董事。
    还能说什么呢？Paul，你看这李志文之于清华经管是不是好比何美欢之于法学院呀？
    伟北408，已经没有座位了。我站在最后面，演讲还没开始，我表示遗憾：这种位置，撤都不好撤——“随时准备撤离演讲现场是对老师的尊重”，我补充道——如果老师安生立命已臻智慧圆觉的境界的话，他该这么想的，其实我就是这么想的。
    李志文开始演讲，背着手，很和蔼地在台前踱了几个来回，让我惊喜：“这不是秦晖吗？！”一样的坦荡，自然，平易。于是顿生好感——

    过去的那个学期，秦晖的风度已经深烙在学生的心底，乐旻虽然对他的课程保持撬课权的行使，但学生我敬戴他仰慕他，并且立志，当我踏上讲台的时候，我也要走出他那样的步履从容，对我的学生说：大学者和老百姓是没有什么距离的。这句话连同他的风范当初是怎样地感动了我！
    选择秦晖的课程，因为久仰其大名，他是个大学者。当时，“大学者”在我心目中更像一种“学霸”，paul那个学期倒曾笑着说自己以后要做“学霸”的——学霸实在不是一个可以紧张的词，学霸太多了，太自然了；很少有大学者不像学霸的，倒不是因为他们乖戾骄横，而是因为他们身边有一大批研究生谄媚逢迎低声下气奴颜婢膝，于是学霸和他的学生小圈子敝帚自珍，画地为牢，孤芳自赏，圈子内部其乐融融而层级分明。可是那责任在于研究生吗？我从前觉得是，见到秦晖后，我觉得不是，一个教授是有希望通过学问人品上的自勉自励摆脱小人之患的。我自认品德尚好，但在教授面前装孙子也毫不需要心理斗争，我是教授的时候研究生在我面前装孙子我也很坦然地接受，甚至还会故意去维护这种虚荣的权威，以谋求社交上的尊贵，大多数教授其实都是这种心理吧。可是这样一种心理就足以“亲小人，远贤臣”了。因为教授罕有“真有本事”的，没有点溜须拍马的示范性润滑，在学生面前还真是不太舒服。何况学术圈内部如果本来就充斥了低能之间的相互吹捧，教授个人在“大原则”上都不好执着，对拍马屁的“小节”自然也无法严厉。
    而秦晖没有学霸派头，因为他没有营营于西瓜芝麻。学问而已，学问而已……如果我是他的研究生，我觉得对这样的老师装孙子是冒犯亲爱的老师，我会平视地与他对话。
    第一节课看到秦晖，震惊不已：这是大学者秦晖吗？我眼前的老师衣着朴素，一副眼镜是再破陋不过的（让我想起我爸爸的破眼镜），老师的神态从容——但决不合文学中对知识分子的惯例描写，秦晖“像个老财”，这就是我的感受，一个破产而不自觉的老地主，一个和蔼的老地主。秦晖一句一咳嗽，讲得慢条斯理不紧不慢，把颠覆性的历史判断娓娓道来，你听得出，他是个有知识的老师。他展现了一种纯洁，一种不带虚饰的纯洁。
    还是回头说李志文吧。
    去听李志文演讲，仍然是仰慕他的名声，我早说过想请他到读书会paper组来指导我们的学习——不知道届时经济系的同学是否是识货的主儿。北408，却没有看到一个经管老师的影子，哂之。这样的一位老师做一个与学术无关的讲座，经管的老师为什么没有一个来旁听呢？
    李志文的演讲，是典型的“台湾精英式演讲”。我每每发问，你说这个小岛发生什么事了？为甚么它的精英都是这种风格讲话呀——语句武断，话题开放，表述简单化，语气平易，文化自豪感……（当然，李敖是这样，就李敖的讲话风格看，他的根性在大陆。）如果十多年里，大陆的思想界风气未开，难道我要把孩子送到台湾去呆两年，学学他们的风格——^_^开个玩笑——无论如何，我觉得大陆还是华人思想家最好的土壤，因为它复杂，广博，深浅有致，深不可测，而人，就像那故土；而台湾“比较平”。还是把孩子留在大陆吧；至于思想解放，孩子18岁前的启蒙我应该可以胜任。
    李志文讲话中有一段很有意思：
    “我这里举几个真正有命业的例子：孙文、华盛顿、某修女、某中学教师、……、李子奈。（为什么是李子奈呢？）李子奈的计量经济学在国内也很难说是最好的，我同李子奈的交往很少，但有一次接触让我感到：李子奈是真正有命业的人。那次聊天，李子奈说起他的学生李稻葵（李子奈的学生，清华毕业，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在香港科大担任教授，被清华聘请。）我在他脸上读到了一种乡下老人谈起自己在北京念书的孩子的那种眼神，他是真正爱学生的。我个人（李志文）每天8：00到办公室工作，晚上12：00回家；你看看经管别的老师，有多少是常呆办公室的？只有一个老师，你随时去办公室找他几乎都在，就是李子奈。别的老师忙着赚钱，上课下课匆匆忙忙，赶着赚到钱可以买房买车，这样的老师有的仅仅是职业，不是命业。”
    李志文又说：“什么是命业？命业是你弥留之际脑子里要想到的那些人，那些事……我死的时候，我就回想一遍我的学生，谁谁谁曾经调皮捣蛋，后来上了《人民日报》……”   
    这两段真是极富想象空间的话。我也不由叩问自己：我爱不爱学生？学生是不是我的命业？
    我觉得是。能不能出什么大成果，得个鸟奖，出个鸟名，我不在乎。我在乎我的学生，在乎“培养世界级的思想家”，“为师”自知根性有限，做个翻江蛟还不在话下，但要飞龙在天实在勉为其难，我把我生命的期待交给我的学生，他们要去质疑，去丈量，去摧枯拉残。    
    一次演讲，亲眼亲耳认识了李志文，瓦解了简历地认识了一个大写的人。同学说领略了大师风范。我以为，是不是大师倒没有在这次演讲中表现，所表现的——他是一个真正的大人物，实至名归的大人，大人物。大师？我的外号倒是大师，我愿做大人之师，谨以大师自勉。

This below is a paragraph extracted from Zhiyuan Cui’s article Bush Law, Occidental Humanistic Tradition and New Conservatism.

“Recently, Thomas Friedman, a columnist of New York Times wrote, we just now adopted a child named Baghdad and now America owns its 51st state, the population of which is over 23,000,000. He thus summoned the both parties, the Democrat and the Republican not to blame each other but to inculcate the new state as a pair of loving and responsible parents takes care of their adopted son. This reminds us of the poem Kipling dedicated to America when in 1899 America occupied Philippines, The White Man's Burden.”

The poet’s language goes like this:

 

Take up the White man's burden –

  Send forth the best ye breed --

Go bind your sons to exile

  To serve your captives' need;

To wait in heavy harness

  On fluttered folk and wild --

Your new-caught, sullen peoples,

  Half devil and half child.

 

Digging further into the spirit of the poem, we can easily smell a fragrance of the spirit of Messiah. The spirit of Messiah is such as to be shared with Jesus, Paul, Mohammed, the group of missionaries as well as Alexander, Genghis Khan, Hitler, Stalin, the group of dictators. The carrier of the spirit feel obliged to disseminate opinions, gospels and wills, proclaiming they brought to the human race the only solution to salvation.

Is such a spirit a nice one that leads to a promising future of the mankind?

Fyodor Dostoyevsky once said a really great nation can never be satisfied to play a subsidiary role in human history. Instead, it is to do a unique one. Without such an enterprise, it’s no longer a nation.

The Russian, as a nation that once dominated the world affairs, is a great nation as far as its outstanding spirit of Messiah concerned. So maybe we can draw a conclusion that with the spirit, a nation’s on the edge of danger, while without such, it’s a despised dwarf.

What is a great nation? What is a less great one? What is a unique role or mission? What does Dostoyevsky mean by subsidiary?

These questions are easily answered by the history, since almost all the stories serve as annotations about how a general’s brave heart makes a breakthrough in the gloomy scene of historic stage, while from the view point of philosophers, the group of intelligence that continuously keep puzzling themselves with overwhelming ambiguous concepts in terms of righteousness, natural will, jungle laws, etc, these questions are exactly the most mysterious Sphinx riddles in political science.

If there does exist a system of natural rights naturally, we can’t help getting curious and questioning what the system is like and how nature expresses his opinion in the course of history.

Rome once was a self-alleged Messiah. The stories of Messiah are usually all about the empires erected on continent-scaled bloodshed.

The theoretician that offered plausible excuses to support Rome’s invasion into the savage land later known as France is Cicero. According to Cui, the cause of Gaul War is Caesar’s raid on the Germanic tribes. Caesar suspected that the motives of the migrant tribes across the Rhine are to betray Rome through getting allied with the Gaulish. Thus Caesar followed the practice of ‘Preemptive Strike’, slaughtered the migrants and occupied the whole land of Gaul. Cicero acclaimed Caesar’s triumph with a speech.

What justified the great imperialist’s ‘preemptive strike’? Thus spoke Cicero that evil is most easily to be annihilated in its beginning. He emphasized that a potential threat was a sufficient reason for preemptive strike in terms of nations’ affair. Cicero also turned to Aristotle’s natural slave theory. By Aristotle, written in the famous masterpiece Politics, slaves are those who ought to be governed in accord with the will of nature, whereas they resist the divine will, and thus the attack on them accord with the righteousness of nature. The slaves, in the specific circumstance of Caesar’s military expedition, are the barbarian tribes far-flung in northern Europe.

There’s a newly-sprung but virtually tradition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justification of preemptive strike, which refers not to the separation between inborn owners and slaves, but to the distinction concerning the priority of ‘higher’ civilization among the various cultures all over the world. President Bush push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pretation, proclaiming the USA as the selected by God to serve as the constabulary, the carrier of torch of human civilization, while from others’ view point, somewhat the USA be more like after Assyria, Rome, another theocratic empire.

Bush’s propaganda for the reason of preemptive strike exerted upon the so-called evil countries goes like this, ‘No people on the earth long for oppression and slavery, or eagerly expect the knock on the door of the secret police.’ It’s the universal value.

The countries steps behind America keep condemning the imperialist conduct of Uncle Sam. The missionary deeds of the American alleged to champion the universal values are regarded as to absolutely lead to never-ending wars and conflicts. Universal value, as a term, gets to be notorious. This, I dare say, puzzles me.

On the other hand, the speakers for other countries don’t accept the logic. Their argument of a kind focuses on the variety of values between nations, sometimes even directly denying the existence of universal value.

Both sides offer plausible arguments.

(To be continued)

(注：游戏规则：被点名，在自己 blog上写下答案，并加一个题目，然后把题目丢给另外五个人，这五个人在自己的blog注明是从哪一个 blogger那里传来的题目，然后写下答案，并另写一个问题，再去贴另外五个人。比如你自己回答14个题目，你回答完了再加一个，被你点名的就要回答15个题目，如此继续下去。从第八个问题开始都有版权的，转载请注明)
 
提问1：2005年，你的野心是什么？
上半年：全年非随笔性写作超过20万字。下半年：发现唤醒生命热忱的好课题
 
提问2：叙述你或者你想象中的最后的一次恋爱经历。（限原创；字数250字以上。）
学院。（才2.5个字……）
 
提问3：如果你可以变成动漫/卡通里的角色，你想变成谁，说出原因。
我看得动漫也很少的，也想不出来
 
提问4：如果重新让你选择一次已经过完的这段人生，你会想从什么时候开始？换句话说，你对自己什么阶段最后悔，想重新来过？
真没啥后悔的，关键是对过去的人生，我实在也没啥追求。什么是过去的人生呢？过去的时光是，过去和未来的金钱、风光、权势都是。既然没啥追求，也没有遭遇什么不幸，就这样呗。其实在清华渐渐觉得，有心做学问的，都差不多是这样，赖活着足矣，做我的学问去吧。
 
提问5：你最后一次发自内心的笑是什么时候？
真不好说。“发自内心”说不楚，“不发自内心”更难界定。
 
提问6：你睡前最后一个念头是什么？
睡啦……
 
提问7：另一半如果出轨的话，你会怎么做？
我会突然很冷静，然后以客观最优的方式去解决。（几次突然发生的紧急事件中，我已经察觉到自己那种特别的冷静和清醒^_^）
 
提问8：倾国倾城新增问题：你生命中最重要的到底是什么？
人，世人
 
提问9：木耳妹新增问题：你最近一次感动到哭是什么时候，什么事情？
……
 
提问10：Ciara新增问题：给男生的—如果让你随便选一位女性作老婆，选谁？为什么？
……
 
提问11：LL新增问题：你的理想伴侣是什么样的？现实点回答，否则一律打PP
“理想……什么样……现实点回答……”，这叫什么问题？

提问12：Kuaka新增问题：宇宙是什么？（最近看神六新闻看的对自然开始迷惑了……挖哈哈
The universe is what should metaphysically turn to be a symetry of cosmos after ridding of me.

提问13：xiaoxiao新增问题：你认为人是否真正存在念力、预感、小宇宙等超自然的能力？你拥有这种力量么？
保留看法。我说我有，你能信吗？
 
提问14：mandy新增问题：这辈子你最想实现的愿望是什么？必须是能实现的。
在自己的学生中走出世界级的大思想家。
 
提问15：JO新增问题：如果现在有机会让你从新选择，你会读哪科，做哪个行业？
可能是物理……
 
提问16：紫炫新增问题：如果给你100万（RMB啦），你会吃下超恶心的虫子吗？（注：此虫子无毒无害，但是肉乎乎，粘稀稀，有N条腿，还吐着不明物，还有你必须咀嚼N下才行，不能一口吞下去）呵呵，这问题不算狠毒吧~
没读经济学的时候，我吃，因为我有了100万能做成很多事，最孬还能捐助个人什么的（“最孬”说明这是一种“保底”的投资渠道，涉及的是效率逻辑，而非价值取向）。学了经济学之后，认为这充其量是一种财产转移，突获横财的我很难证明100万资产在我手中能得到更有效率的支配以增进社会总福利，因此我不要这笔钱。如果这是平白印出来的新钞票，那也是通过通货膨胀掠夺了他人的实际资产，这种掠夺又不增进福利，不干。
 
提问17：Christie新增问题：你最近最感兴趣，或觉得最富有挑战性的是什么？？？
想学很多经典论证。
 
提问18：Jeckle新增问题：什么样的事业才是有意义的，自己该怎么取舍？
造福于人
 
提问19：秦琴新增问题：你会为家里活着还是为自己？比如你想做什么（事业，爱情），但家里反对。
坚持自己的道路吧
 
提问20：MEW新增问题：请定义缘分。
问题太流俗了，实在不屑回答。
 
提问21：LISA新增问题：最不喜欢什么星座的人？为什么呢？(本人是对某星座有成见啦)
对星座不敏感

 

提问22：NIUNIU新增问题：亲爱的女性朋友们，你们会尝试one night stand吗？（被点到的男性也要回答！）
不会
 
提问23：小白新增问题：我要点谁的名？
none.
 
提问24：shangguan新增问题：你经历过的思维最混乱的是什么时候呢，怎么度过的？
好像一直挺清醒的，事情办好办坏，我都推卸不了责任。
 
提问25：discoverer新增问题：你最喜欢哪个季节？假定每个季节你都可以享受最好的风景，比如春天去日本看樱花，夏天在马尔代夫的海滨浴场……
春天，因为一种自信。这怎么说呢——一个新生儿算个命说五行缺土，爹妈给取个名儿叫闰土。如果把四季之名看作一种气质的象征，人们的显示偏好是不是可能正说明该人对自己那一种气质的不自信呢？沉郁而深刻往往是人们最不自信的一种气质，因此表示最爱秋天的人很多，其中有真“秋天”的，也有些附庸的。乐旻在这个问题上信心十足，第一不怕自己不深刻，第二深刻又如何呢？因此说“春天”，我就爱那份恣肆。
 
提问26：Vivi新增问题：你的家乡在哪里？请列举你们那边最好吃的一种食品。
上海，除了“四大金刚”外的上海小吃，太多了太好吃了，小笼，生煎，豆腐花，锅贴……
 
提问27：小牛新增问题：迄今为止自己觉得最糗的一件事？
……
 
提问28：叮当新增问题：觉得你自己还有童心么
愈老愈突出
 
提问29：lucia新增问题：你觉得为什么blog上最近都有这种让大家轮流回答问题的现象？
lucia说要研究社会学，问的问题都是这样的……
换了我就想问问：如果把这种现象用数学模型模拟出来，描绘在“感染人数——时间”坐标系上，是什么样的树形图？请对它的图形结果做稳定性分析。另外，如今有若干参量：响应率（也是题长的函数，而题长可能因为参与者的后缀不断增加是时间的函数，函数仅描述确定性关系，再引入随即变量……），单次传播跨度（比如说1传5）……这些参量的改变会对某些统计指标的期望值产生什么影响？当然这些讨论很幼稚，可以再加上对“朋友圈”相互交通膨胀发育的实证分析……

——郭琰：你知道我人品有问题，懒得写转载出处，这里有些就着你的答案我也不交待了（如果我人品好，那还轮得到paul吗）

不传啦，遗祸江湖嘛……

反正明天就比赛，相关报道也多。不怕被人搜索到我的博客。

不过这个只是草稿啦。晖子最终以怎样的发言出现在演讲台上，我们拭目以待。

尊敬的……（棋后）老师、……（棋后）老师、……（谢军）老师、……（叶江川）老师，亲爱的参赛队员们，……（总裁）先生，……（总裁）先生，各位来宾：

感谢你们今天来到清华，支持我们风风光光做了一回东道。

办成这样一台影响力巨大而劳动数十家媒体的活动，需要数方协调，肝胆相照，戮力同心，清华、北大、aigo、紫光，这更像是中关村四巨头富有建设性的年度峰会了，感谢北大，感谢aigo，感谢紫光！

但今天的主角不是这四方法人，而是两百位贡献精彩棋艺，享受综象棋棋理哲学的参赛选手。队内集训以来，棋盘上都多摆了两台大炮，布阵有棱有角，这段综象棋缘，且由我们共同收藏，成为一段flash memory（从“共同收藏”开始手举奖励的U盘）。

在比赛的准备过程中，两校团委的工作人员也任劳任怨，为我们的社团活动搭建绚丽的舞台。在此也向团委的同学和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

接着是感谢媒体的记者朋友，你们辛苦了。你们的工作，我们很在乎。

牵动了“清华”“北大”的名号，我们四方的负责人在过去的几个月中神经分外紧张，因为相信媒体嗅觉分外灵敏。打个比方吧，BBC要包装一年一度的牛津剑桥划船比赛，它就得这样忽悠，说，众所周知，哈佛耶鲁一年一度打橄榄球，赚美国人民一年一度的吆喝；清华北大一年一度玩aigo chess，消遣中国人民也是不亦乐乎；美国中国，伟大之邦；清华北大哈佛耶鲁，矞矞皇皇世界名校，捉对厮杀好不热闹；这一类比，你难道还没有意识到咱牛津剑桥划船对抗赛的重大意义吗？

亲爱的朋友，您意识到了吗？

谢谢大家！

您的人格类型是： ENTP（外向，直觉，思维，知觉）

您的工作中的优势： 　　◆ 出色的交际才能，能使别人对自己的观点感到兴奋 　　◆ 急切地“想知道盒子外面的世界”，能想出一些新的可能性 　　◆ 具有杰出的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技能 　　◆ 探索精神，创新意识，以及克服困难的勇气 　　◆ 兴趣爱好广泛，易于接受新的事物 　　◆ 有“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的乐观主义激情 　　◆ 学习新知识的信心和动力都很强大 　　◆ 天生好奇心理，快速地搜集所需信息的技能 　　◆ 能够把握事情的全局，弄清思想和行为的长远影响 　　◆ 同时处理多个问题的能力 　　◆ 对别人的需要和意图的知觉 　　◆ 能灵活地适应新情况，有熟练的变换能力 　　◆ 在社交生活中不会感到拘谨，能舒适地适应大多数社交场合 您工作中可能存在的不足： 　　◆ 难于让自己有条不紊和富有条理性 　　◆ 经常不能区分事情的优先秩序 　　◆ 过于自信，可能会不恰当地运用自己的能力和社交经历 　　◆ 倾向于用“是不是有可能”来看待问题，而不是可能性的大小来衡量问题 　　◆ 很可能不切实际地许诺 　　◆ 对思维狭窄和思想顽固的人缺乏耐心 　　◆ 问题一旦解决，兴趣便不复存在 　　◆ 不喜欢按照传统的公式化的方式办事 　　◆ 对待细节和后续工作可能缺乏耐心，对自己要求不严 　　◆ 对事物容易感到厌倦，并且可能在不恰当的时候把注意力转向别的地方 　　◆ 不喜欢重复性的工作 　　◆ 对自己不信任的人耐心不够 see at: [url=http://www.chinahrd.net/renliziyuan_yjh/qu_MBTI.asp ] 这次保鲜，要求党员同志找身边的同学谈心，聊聊自己的优缺点。 于是605小屋里整理出这么几点： 优点：自信    缺点：超自信 优点：热衷学术   缺点：不刻苦学习 优点：乐于助人   缺点：尤其乐于帮助女生（faint) 优点：爱看书   缺点：不爱看教科书 优点：爱侃数学   缺点：在张蝶蜂面前侃数学（班门弄斧） 总结得不错的说……

说，一个美国男人应聘，考了75，另一个女人73。当地政府有照顾女人就业的指导性意见，相关部门的人士就帮那女人跟企业老总打了个招呼，女人进了公司。男人不满，就控告说这是性别歧视。案子闹到最高法院，争议很大。根据美国法律，“补偿性的暂时的小小偏见还是可以忍受的。”怎么处理？
昨天，汤务真告诉我有这么个案子。于是我就写了这篇习作。
就是这么回事啦。

Since it is not difficult to find it exactly to be the indispensable institutional base of the government’s corrective intervention of the imbalanced labor market to give the legal support in this very case in the form of bereaving the indicting right of the majority group in the situation when its member faces a negative treatment in the labor market just because of some of his or her preponderant while not advantageous qualities such as sex and ethnic, it’s no wonder we are inclined to abstract a more essential problem concerning the advisability of the government’s intervention to achieve such labor-market goals as attaining an employment balance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native and immigrant.

Intervention dose sound depressing. It recalls us of the planning system of economy in the collapsed Soviet Union. This kind of ideological feeling is usually skin-deep while we are still to gain some detached insight into problems from a glance at it. As is widely accepted, intervention itself means a problem. Intervention itself serves as a bad. To correct the discrimination towards the so-called minority group is meanwhile to practice a bias, if not to be called discrimination. And to treat the citizens differently based on such a “merciful” bias is virtually to confer privileges to some group of people. Privilege is beautiful in the view of micro-system of society while it distorts the spurs to people to progress on the ladder of social status. Why should some people bear the determination of destiny conducted by the government, whether it’s a help or a stifler? At least, a juristic system that affirms the minority group’s privileges can never be an ideal or perfect one, since when the minority sometime in the future become the majority and the majority does the minority, it seems that the senate cannot avoid another adjustment and transfer the privileges to the other group, which is of course, extremely ironic. Well, the above situation may not appear before our nation reaches a state where the proposition of “all man’s equal” needn’t any corrective intervention to practice, but we should draw a conclusion that such kind of privileges marked a shameful flaw of the whole juristic system.

Besides the ideological consideration, we shouldn’t ignore the fact that the boundary of the domain of government’s intervention is hard to determine. What’s minority group? What kind of bias can be thought as so merciful and temporary to escape the penalty of discrimination? They are technically inextricable. With lawyers’ overwhelming plausible statements exploiting the flaws of the law, the solemnity of the juristic system will fall into the public’s doubt.   

However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are many more reasons to support the government’s intervention. Suppose a world where peasants, ethnic minorities and women aggrievedly suffer the separation and discrimination of the mainstream society. Actually, it’s the case in many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The government’s intervention through the tendentious legislation gives necessary aid to these groups, sets a moral criterion about the right attitude towards the discriminated and helps to keep society in harmony. The positive impact is so impressive that the legislators consider the cost of hypercorrection to count little. What’s more, it’s well understood that what we pursue in legislation should be more of an improvement than an alleged impractical perfection. So intervention sometimes does work, practical, feasible and advisable.

Confining the discussion to this case, I may list the several reasons below to articulate the righteousness of the intervention.

Firstly, the employment rate of the minority group will progress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government. If we don’t bereave the majority’s right to indict, the noble deeds of many NGOs that attempt to raise some causes to promote minority groups’ employment cannot be acknowledged by the court. They thus can no longer urge the corporations to hire more minority citizens, since the human resource section of a company may run the risk of violating the law if showing a tendency to hypercorrect the pervasive discrimination. Without these companies’ zealous participation, the ideal of balancing the discrimination in the labor market is harder to realize. So the government’s support for the women and ethnic minorities lays the legal foundation of the causes of NGOs and the mercy of the managers.

Secondly, whatever social system should acknowledge the inevitable existence of the impact of human prejudice on its functioning. And besides the imperfection resulting from prejudice, there’re other problems that puzzle the legislation, which find itself in thousands of inescapable dilemmas. To adapt the law execution to the variety of cases, the legislation should keep flexibility somewhat through vagueness in decree expression and thus leave adequate room for the working of the justices’ moral sense. Moral sense as well as the law is an indispensable base for the pursuit of social justice. So if the court accepts a less than strict definition of discrimination and allows for the “merciful, compensating and temporary” tendentious favor given to the minorities, the society will have increased apparent discrimination which is in the adverse direction with the hidden discrimination pervasive in society, and thus enjoy a balance with these two opposite tendencies counteracting each other.

Thirdly, the premise of the minorities’ enjoying the privileges is the managers’ tendentious decision, so it’s impossible that a woman would accuse the company of not giving that privilege. While whenever a male citizen indicts the company’s deeds in favor of women, what he needs is only the evidence about how sex counts in the process. If the court keeps the definition of discrimination that strict, how many more indictments there will be since the discussed merciful tendentious employment is numerous in everyday business life, and every time a man is rejected just due to his preponderant gender, there then theoretically occurred a law violation. Conversely, with the intervention of the government which bereaves the majorities’ chance to accuse the companies of gender or “ethnic” “prejudice”, the government and the court then withdraw from more specific interventions in the labor market. That is to say, it’s the merciful intervention that abates intervention, and decreases the cost of the governmental disturbance o the economy.

We have considered both good and bad sides of the governmental intervention, the aim of which is to promote the employment of the minority groups and concluded that the lack of the intervention will arouse more intervention with the active constitutional forbiddance to discrimination. So I think, the women and the ethnic minorities should have opportunities to enjoy the tendentious employment offered by those who really care them, be ready to help them, making selections that compensate the suffering that the minorities have had. It is exactly with their efforts and our court’s acknowledgement that our society remains harmonious. Every man is born equal. It’s we that are counted on to guard the glorious proposition, documentally and practically as well.

Sidney Lemin Wu

2005.11.11

 

    今天早上去考英语水平一，水平一从来是噩梦，偏偏我还瞧不起它，自然没有好果子吃。
    昨天中午，接到一个电话，说建平中学先锋论坛要庆五周年了，届时邀请我去参加活动。什么是先锋论坛？我刚从建平校园网上摘了仅有的几句介绍：
    先锋论坛创建于2001年10月，曾被表彰为“上海市中学生理论学习优秀项目”、“浦东新区中学生理论学习优秀活动项目”。同时，她也屡次荣获“建平中学明星社团”称号。
    先锋论坛紧紧依托校团委、青年党校、年级团总支、班团支部等各级组织，是推进学生思想理论学习，培养和造就青年学生中思想积极分子的重要阵地。
    转眼这就五年了，五年里，我做了一年团委副书记、论坛社长，两年团总支书记，两年班级团支书，一年TMS分会长，现在又是班级党课小组长（^_^，发现没？越做越小勒！！^_^故意的啦。）我做了那么多“推进学生思想理论学习”的工作，因此《在太原》说自己是Preacher是现实含义的。Preacher现场打动过许多人，但Preacher不认为这算什么成就，于是他决心少沾手这类活计。
    去年，我对理论问题“很感兴趣”，对马列主义的“话语情境”挖掘很深，曾盘算回母校见见学生干部，一方面传个道，解个惑；一方面也批判性地带去对学生干部工作的人文思考。后来不了了之，“人物大了”，这种事情终于是不了了之的。不经意间，我作为人物，是大了，有了“大了人物”的心境。
    又一年过去，脱离了那个语境，发现自己没带出任何知识性的内容来，莞尔，算历此一遭。然后就听到这个电话，凭揣度好像知道些什么，知道能是些什么。不由得想思考思考回到母校怎么说话来得好。想来想去，清华也无非是这样，又凭什么去高中呼唤思想解放，呼唤独立精神，理想主义情趣？！
    上海一坛子高中，就有一坛子“邓读会”，可是“正题对面”，却没见到有点旨趣的反题，来质问“正题”，殊为可悲。高中生的阅历固然难以支持反题，可是为什么“正题”就如此强暴地轰轰烈烈着呢？！为什么正题就如此“雅”俗共赏，少长咸与，一派沸沸扬扬呢？
    唉，正题，压根就不是题罢！毁伤智力的伪智力游戏。
    昨天晚上，张蝶蜂做了那个多重正态分布的一维模拟，得到很漂亮的结果：方差是分方差和。想做这个论文，这个博彩模型。

    你说scripts的博客多日不更新，可以有哪些解释？
    这种问题交给吴乐旻的话，他想三秒钟就能说出这样的答案：我以为scripts可能在进行一项实验——他每天晚上10：30准时记录该时刻博客首页上的累计浏览量，他试图发现日浏览量与其blog更新行为之间的关系。这种答案如果给作为老师的乐旻听到了，吴乐旻必然高兴。
    不过这些天管着自己的笔，倒不是为“实验”之类的事情，其实，压根就没有什么理由。
    还记得前段时间整了个冬情DV剧本《Dr. Bai's Tutor Dr. Someone》，还凑合，得到了糖果的表扬^_^（被糖果表扬算不算很高的荣誉呀？）然后顺理成章地在班会上流产了（乐旻是明知道会流产照写不误，呵呵，可爱的地方也就在这里了。）班会说跳舞省事，我“听着音乐（典故）”觉得有道理，只是遗憾我们无缘以经35金壁辉煌的资源打造绝代经典了。
    上个星期请wyj教授指导我们经管读书会第一次学习，他所建议的论文是他自己的gjyjj。纯意识形态～～我当初看完论文第一页，心里就觉出斤两了……哈佛的经济系是怎么了……教授说新制度经济学超越了哈耶克，我（？），他说哈耶克的贡献不过是提出：因为没有十全十美的人或组织能掌握利用足够的信息来协调经济，所以计划经济不如分散决策的市场经济。呜～呜——他又说，新制度经济的突破在于提出：政府官员也是由个人私利驱动的。
    Well, another way to speak of the methodological feasibility of economic analysis in the field of governmental governance.
    联想起大二的听课以及对哈佛经济系主任著名论文的阅读，我对哈佛经济系……
    活动后，发现自己下一次活动不便去请秦晖或者崔之元先生了。话题的原因，我必须去找讲解微观经济学模型的老师：白重恩教授或者钟笑寒老师。（不过上次去听钟笑寒的博弈论课程，一看syllabus，太浅了！钟老师把一学期的内容再扩充两到四倍，我才会考虑去旁听。）
    今天是本学期第三次自习，决心痛改前非，立志在下一周跟着同班同学考经济数学去（我为了英语诗歌赏析，把经济数学退了，而我以为在经济系的课表中，真有分量的，首推经济数学了。）要在几天里补上七个星期3课时的数学课程，挺有挑战的。

    上周四，我把“键盘艺术赏析”这样美好的课都给忘了。那天，我在写模型。
    我把上学期那个“封建王朝治乱周期”模型翻检出来，用“几何画板”画了模型图示，把几十条差分方程录入电脑。颇有成就感：看到模型变量说明就超过了一页，模型的方程式就有两页。
    之所以又折磨自己一回，全是因为张金水教授在看了我的excel文件后表示要看看我的方程组，只得逼自己给“二元耕地模型”一个最后的交代。第二天，张金水看到模型的复杂性和我表述的规范性，表示非常赞赏，但指出这模型不解决实际问题，投哪儿都没人要。也罢，算是对自己的一次构模训练吧，至少现在自己在构模上积累了极大的自信。
    这个模型我就准备做到这了，前后花的工夫有十五个小时左右。   

    刚刚起床，突然心血来潮，想带群人去做关于北京风险投资行业发展水平的暑期实践。我想看看，中国年轻人创业的制度环境、金融环境到底怎么样？在我们的体制和文化中，究竟有哪些因素阻碍了创业者融资、获得技术资本、跻身目标行业？我想借现实材料的积累写作一篇报告文学，告诉世人，风险投资对民族“复兴”的意义有多么重大，我们的体制中有哪些方面阻碍着风险投资行业，也告诉哪些潜在的创业者，未来的融资之路如何走通。我们学院的暑期实践，往往是先有地理方向，后有研究方向，而研究方向的实质往往充其量仅仅是方向而不是“问题”——同学并不是真正带着自己真正在乎的问题走向社会。而这样一个课题，却澎湃人心，因为它的背后藏着动人的故事、理想，藏着整个民族的灵魂——创新。也许这个课题真能做成呢？团队中需要经管学院、法学院和软件学院的学生。

    巴金去世了。他的《家》是我（自新）思想的第一启蒙，感谢李先生。